《朗读者》（德语：Der Vorleser）是德国法律教授和法官本哈德·施林克于1995年撰写的长篇小说。作品1995年在德国出版，1997年由卡露·布朗·珍妮维（Carol Brown Janeway）翻译的英语版本于美国发行。

小说讲述了一个叫米夏的15岁少年和一位叫汉娜的36岁单身女人的惊世绝恋。战后的德国萧条破败，一个15岁的少年在电车上病倒了，一个电车上的女售票员，很偶然地在街头帮助了呕吐得一塌糊涂的少年米夏。米夏在妈妈的吩咐下，去女人家里答谢，结果交往几次后，有了性和爱。在做爱之前或之后，少年米夏向汉娜朗读文学名著中的经典篇章。

在米夏的朗读中，汉娜像个孩子似的时而痛哭，时而大笑，那个夏天，是他们一生中最短暂最快乐并最终影响了后来岁月的时光。不久后一天，汉娜突然不辞而别，8年后再次见到汉娜的时候，米夏作为一名实习生在旁听，汉娜成了一名站在法庭上的纳粹罪犯，她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女看守。汉娜并没有像其他一同被指认的罪犯一样，否认自己的罪行，而是坚定异常地坦诚一切。直到审判席上，汉娜不愿提笔在白纸上写下黑字做笔迹比较，并因此背负罪名被判终身监禁时，米夏终于明白了原因，明白了汉娜为什么不看他的旅行计划，为什么会在拿到菜单时神色紧张，为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听他朗读，汉娜是一个根本不会认字读书的文盲，但她拒绝向任何人袒露自己的缺陷，即使替他人受过而终身监禁，也要隐藏她是文盲这个秘密。

米夏是可以说出真相替她减轻罪与罚的，但却最终选择了和汉娜一样，用生命去捍卫这个卑微的秘密。两人的故事并没有因为汉娜的入狱而终结，在随后的人生中，米夏慢慢体会到了汉娜的想法。他开始给狱中的汉娜寄去各种录着自己朗读声音的录音带，汉娜也开始了识字，并给米夏寄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件，但米夏却始终没有回信。十八年过去了，在狱中表现良好的汉娜获得了假释，终于能够和米夏见面了，可是面对这一机会，汉娜却丧失了勇气，她以上吊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5年，施林克在创作了大量侦探小说之后，尝试新的文学创作，开始写纯文学作品。在这种背景下创作了《朗读者》。

汉娜

汉娜在小说中出场时已经36岁了，生理上已经完全成熟，但是心理上还一直处于停滞的蒙昧状态。这种蒙昧状态的主要表现为她不谙生活中的道德底线和游戏规则，其生活是在别人的指令和引导下进行的，不具备辨别是非善恶、轻重缓急的能力，更不要说自我反思和纠正的能力。她21岁时身先士卒，做了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女看守。为了掩盖自己是文盲的秘密，在西门子公司要升迁她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从事杀人帮凶这一职业，而丝毫没认识到这一工作的罪恶性。在集中营中她选择一些体弱的女子在晚上来为自己朗读，为了不被人发现自己是文盲，她若无其事地第二天又将她们送到奥斯维辛的煤气室，丝毫没认识到她们和自己一样拥有温热的血肉之躯，拥有作为一个人存在的尊严和权利。在集中营中她“选择”犯人，即每个月从1200名犯人中选择60名送到奥斯维辛这个杀人工厂，明知这些人要去送死，但因为是上级命令所以感觉这是理所应当的，丝毫没想到如果这些人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她绝对不会如此无动于衷。在那个烈火冲天的夜晚，500名妇女被锁在教堂中活活烧死，而她却因为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害怕犯人逃脱和造反，宁可牺牲数百人的性命，也要恪守职责，坚守到底。一言以蔽之，她的生活如果没有他人的引导、命令和指示，就会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导致她不成熟的核心因素则自己是文盲这一事实，她无法克服自己的这一弱点，所以就竭尽全力地来掩盖这一事实。文盲不是她的错误，但她因此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恶。

米夏

作为朗读者，米夏的朗读可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时期里，他是应汉娜的要求而被动地、无自我意识地朗读。之后他逐渐变为“乘着情欲而来”，而汉娜却很“顶真”，他必须先为她朗读半个小时，她才会为他沐浴，满足他的要求。后来，他也渐渐地喜欢上朗读，并将其纳入他们二人世界的固定节目之中，一起享受这一过程。他为她朗读《奥德赛》、《爱米丽亚·迎洛蒂》、《阴谋与爱情》、《一个窝囊废的生涯》和《战争与和平》等，在朗读中，他的情欲“渐渐退潮”，在汉娜的热忱参与中，他感到无限满足“沉浸在一片无边的幸福之中”。这一时期的朗读，对米夏来说，书目的选择是随意的，大多属于学校教科书范围，而且对书的理解和汉娜一样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属于一个中学生正常的认知渐进过程，但它对米夏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文学素养的积淀在他主体性格的形成过程中成为一个难以磨灭的胎记，几乎暗中引导着他的人生走向。

在第二时期，米夏主动地为汉娜朗读。在汉娜服刑的第八年，他又开始为汉娜朗读。出于对妻子和女儿的歉疚感，出于没有揭露汉娜真相的负罪感，出于对第三帝国这段历史的“眩晕麻木”感，米夏夜不成眠，无奈之余，再一次开始为汉娜而朗读。他秉烛夜读，再一次从《奥德赛》开始，朗读凯勒、冯塔纳、海涅和默里克，朗读卡夫卡、弗里茨、巴赫曼和伦茨，甚至还朗读自己所写的作品。朗读使他与汉娜的距离时而遥远，时而亲近，这种若即若离感不仅使他获得了心灵上的安静，开始直面自己，而且也促使他重新思索他与汉娜的关系，重新思索第三帝国那段黑暗的历史。

历史反思

《朗读者》是个宁静而又深层的爱情故事，但也是施林克就德国人对罪责、对罪行的看法所作的犀利独白。小说中的麦克象征了德国无辜的新一代，在同声谴责战时纳粹的同时，却也发觉无法自外于残暴年代的历史责任。

在小说中，丰腴的中年美妇汉娜的身份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看守，二十年后站在了被告席上，因为一起犹太囚徒的死亡惨剧。“爱上女看守”，似乎又是一个“制服诱惑”的故事，作者在小说中也详细地描述了汉娜身着“制服”的情景。然而，已经成为青年的米夏认识到，对于站在历史被告席上的汉娜来说，穿“制服”上法庭是一个致命的“政治正确”上的错误。同时，美妇汉娜还是一个肉感、强悍、执拗、笨拙、边缘化的人物，她来自农村，不识字，有着旺盛的性欲，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汉娜的一生，在她与米夏的爱情中，汉娜处处表达出她对米夏及其家庭所代表的城市文明生活的渴望，同时，因为担心被“文化”遗弃，而选择保守自己的隐秘出身，选择暴力与逃离。米夏对汉娜的爱，来源于汉娜的成熟与肉感的性诱惑力；而汉娜对米夏的爱的渐进，除了最初的性挑逗之外，更多地来自于米夏为她朗读文学经典的过程。“朗读”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在集中营中，汉娜每天晚上都要叫柔弱的犹太女孩为她朗读，然后目送她们走进毒气室，汉娜宛若“一千零一夜”里的暴君，一个掌握生死权柄、习惯使用暴力而迷恋“文化”的人。米夏与那些犹太女孩宛若山鲁佐德，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如何。担任朗读者角色的犹太女孩们，走进了毒气室。而米夏，一生笼罩在汉娜的阴影之下，失去了爱的能力。

如同山鲁佐德一样，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二人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暴君汉娜被判处无期徒刑，住进了监狱。处于“安全”但是无爱状态的米夏，继续承担着朗读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成为启蒙者，一年年为汉娜寄磁带。在米夏的朗读磁带的带动下，汉娜学会了拼读和拼写，开始阅读关于大屠杀的书籍。小说中尤其提到了汉娜·阿伦特的名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的平庸报告》。艾希曼的身份和小说中的汉娜类似。阿伦特提出，艾希曼是有罪的，是“平庸的恶”，就像木偶，充当了极权社会的犯罪中介。汉娜的这一转变，固然是由于米夏的爱，更多的则是由于对自身的恶的反省。

《朗读者》是本复杂的小说。这是一部关于历史与个人、情欲与道德、爱与罪的小说，这些东西统统被压在小说叙述者、主人公米夏的身上，当这些东西无法抛弃、无法剥离、无法逃避的时候，它带来的感动无疑也是相当沉重的。现在有一个词常被引用，叫“历史的人质”。而《朗读者》告诉我们，这个词汇远比我们想像中要复杂得多。尤其是这个“历史”跟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个“历史”跟我们的父母和爱人都发生关系的时候。虽然我说这本书的两个层面和我这个“异国读者”有些“隔”，但是类似的历史、类似的境遇，在我们这个“异国”绝非没有，然而我们这里似乎缺乏这样“直面历史”的作品，甚至在近来的影视和图书里，仅仅剩下一些“怀恋”了。如果这本书仍能关乎我们自己的话，大概就是这点感慨和惋惜。

在《朗读者》的谜中，无疑汉娜的认罪之谜最令人费解。一个女人在战争期间放弃自己安定的生活，入伍做了集中营女看守；继而又在审判期间放弃自己辩护的权益、宁愿认罪被判无期徒刑，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要掩盖自己是文盲，不认识字而已！施林克用这个多少有些奇崛的故事文本，告诉我们虽然罪行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对于犯罪者是无法简单判定的。对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朗读者》做出了这样一种值得警醒的反思。而在这部小说的后两部分，我们接触到最多的词汇，是“麻木”二字，在汉娜一案中：审判者是麻木的；旁听者是麻木的；甚至证人——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麻木的。反而倒只有汉娜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人表现出丰富的性格：时而倔犟、时而骄傲，甚至有些天真——尤其是她反问法官（只有职业表情的人）“换了您会怎么做呢？”这无疑是对自认是无罪的人、自认是正义者的拷问。在我看来，这句拷问，就是《朗读者》的核心。

当然，任何一种简单读解《朗读者》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它本身的多义，是它的吸引力之一。实际上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和读者个人的历史应该是有相当联系的。但是在“爱情”这个层面上的感动，普天下都有着同一性。《朗读者》写的爱情，毫不讳言是包裹着情欲的，是关乎身体的——尤其是汉娜的气味，令米夏一生都想在别的女人身上“重逢”；当然他们之间的爱还有“神圣的”仪式，那就是朗读，在性爱之后，米夏照例要给汉娜读书，各种名著，甚至在汉娜入狱之后。虽然“朗读”对于汉娜的意味极为复杂，但这无疑是这段爱情在米夏心中得以延续的重要动力。据说，《朗读者》要被拍成电影，其实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肯定在心中对汉娜已经有许多形象的投射。按米夏的话来说“她有很多写照”：比如在厨房拉上长筒袜、骑着车奔驰时裙边在车子带起的风中飘浮、站在书架前手指滑过书脊，等等。这是这本小说最感性的地方，在初恋结束之后，对那些“写照”的怀念——尤其是对于有“负罪感”的恋人来说，那些在分离之后，那些画面、那些气味、那些场景、那些话语，当你在心头又和它们不期而遇的时候，无疑会令魂魄为之一颤。或许也可以说，正是他们之间的情感令读者“魂魄为之一颤”，从而更加深了对这本小说政治性的反思。

在《朗读者》中，施林克对于纳粹暴行的批判一直没有停过。汉娜在狱中服刑的漫长岁月中，通过自学逐渐可以阅读，从一个聆听者蜕变成一个能够独立阅读和书写的人。汉娜阅读关于纳粹暴行的书籍越多，就越发为自己的过去感到懊恼。在十几年的监禁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汉娜向米夏进行了一次灵魂深处告白：“我一直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你知道如果不能被人理解，我永远不会想到要忏悔，即便是在法庭上。然而现在，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他们能够理解我。在监牢里，我和她们呆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不论我是否愿意，他们晚上都会来。在被审讯之前，我甚至在梦中就可以将他们逐走”。

朗读成了他们约会时的必备节目，十五岁的少年“一遍遍地为心爱的女人朗读学校要求学生朗读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西塞罗的演讲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怎样与鱼、与海搏斗一。”这段发生在年龄相差21岁的中年妇女汉娜和年仅巧岁的中学生米夏之间的感情纠葛不仅仅探讨了一段跨越年龄的爱情，也透视了代沟这个更为广大的社会现象。

在小说的第一章，十五岁的少年因病在街边呕叶，得到中年妇女汉娜的照顾。“她旋开水龙头，用两只手掬着清水泼在我的脸上算是给我洗了脸。”她粗糙的举动即使在表达着关怀和母性，也透露着粗暴的本性。汉娜和米夏开始恋爱关系的时已经是36岁的妇人了，年龄大的足可以做米夏的母亲。这种不能被社会承认的，在当时看来甚至是违法的关系映射出米夏这代青年人与他们父辈的关系：战后德国的青年人如何理解他们的父辈在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他们是否应该原谅他们所深爱的父母，还是应该站出来毫不留情地谴责他们？正如成年米夏而对作为纳粹战犯在法庭上被审讯的昔日爱人汉娜时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感觉：“我想要一边理解汉娜的罪过一边诅咒她的过错，但是这却太可怕了。我试图要理解她的罪过，但是我无法同时对她进行她应该受到的批判；当我批判她怨恨她的时候，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理解她的空间。我强迫自己在理解的同时去谴责，然而我根本无法同时做到两者。”米夏对汉娜既爱又恨，欲罢不能的感情，恰恰是施林克这一代战后德国年轻人父辈的感情。“我因为对汉娜的爱而注定经受痛苦，这是我这一代人的痛苦，是所有德国人的痛苦。”战后德国两代之间难以互相融入，无法互相理解的尴尬，通过这段忘年恋细致地反映了出来。

在小说第二部分，已经长大的米夏再次见到汉娜时是法律系参加法庭实习的大学生。对而站着的汉娜，是接受审判的纳粹战犯。米夏明白了一个秘密：原来，曾当过集中营女看守的汉娜是个文盲。因此她与少年米夏约会时一再要求米夏为她读书。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掩盖这个令她感到羞耻的秘密，汉娜放弃了西门子公司的工作跑去当了纳粹党卫军女看守一一因为这个活儿不需要识宇。为了避免暴露自己是文盲，汉娜在法庭上拒绝被辨认笔迹，直接揽下被指控的所有罪行。文盲是本书中最为重要的象征，它象征着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和德国人民像文盲一样生活在黑暗和无知当中，既无法辨别是非也无法在是非而前保护自己，大多数人只能选择麻木地接受。汉娜认真聆听少年米夏的朗读，强烈的求知欲望正代表了第三帝国时期一部分试图寻求正义和光明并希望摆脱纳粹统治的德国人的心态。朗读者一直围绕着文盲这个核心思想:因为汉娜不认识字，我才为他朗读。施林克将这个主题作为推动器来帮助情节的发展。

故事不仅仅推动得完美，故事中隐藏的内涵更加深刻，那就是尊严。透过这层尊严，读者闻到了残忍，无奈，忏悔与宽容的味道。米夏知道了汉娜的过去和她纳粹的身份，他感到受了欺骗，感到耻辱和羞愤。当他意识到昔日的情人原来是不认识字的文盲，他的内心挣扎了，应该尊重汉娜的选择，还是将这个秘密揭露给法庭来洗脱汉娜的罪名米夏犹豫了。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汉娜是否是文盲，而是米夏是否有勇气承认自己和汉娜的过去，是否有勇气正视汉娜战争中的罪过，是否有勇气正视上一代人犯下的滔天大罪。他替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维护汉娜的尊严，尊重汉娜的个人意愿，最终选择了漠视和麻木。“为了这个尊严，既是汉娜的也是我的，我参与了谋杀。这与纳粹在战争中的暴虐行为有什么区别呢？我也参与了对汉娜的谋杀，把罪不至此的她推进了终身监禁的大牢。我也是有罪的，这是罪人对罪人的审判，是用罪过审判罪过。”这无疑是对第三帝国的深刻反思，也是对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两代人的深刻反思。

批判法律

在对汉娜的审判中，作者描写了法庭的麻木，“审判刚开始，他们还带惊恐和克制的表情，到后来，法官和陪审团们的面部表情就恢复常态了，他们开始露出微笑，交头接耳，在讨论到要去以色列出差取证时，他们又齐发旅游之豪兴，争先恐后起来。”

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律师的毫无原则和趋利避害，“当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发现，这些策略都因为汉娜的心甘情愿而落了空，他们就掉转方向，采取一种新的对策，尽量利用汉娜对法庭的顺从态度，把什么事都推到她身上，以便为其他被告开脱罪责。”

作者还描写了法庭审理中人性的恶的运用，而法律对此一样无可奈何。“一旦汉娜承认了报告是她所写，其他被告就顺水推舟、得寸进尺了。他们齐声说，凡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事，汉娜就硬要他们一起去做，她担任指挥，一切事情都出自她的决定。”

小说中，审判长并不能主持正义，连汉娜不会写字也甄别不了，却号称热爱“法学家和法官的事业”，这真是一种讽刺。当看到人性中的麻木、推诿、陷害、怯懦、逃避都不约而同地披着正义与和平的外衣，来对付一个裹挟在历史洪流中只是想隐瞒文盲和私情秘密的女人时，法律与屠刀根本没有什么分别。法律原本是为保护私人的利益而存在，但不可避免地，竟然也会因它所要保护的私人利益而使其公正性受到践踏。

人的尊严是神圣、纯洁的，无论在哪个时代，只是用量化的法条来判断是非对错，是极其可笑可怕的，即使无可否认现阶段我们是如何地离不开法条。人的尊严应该依靠更纯洁的人性的呼唤来洗涤，而不是万千的法条。

简单形式

从艺术性上来说，《朗读者》并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它的语言似乎谈不上优美。它的形式也很简单，全书以三个章节来划分米夏人生的三个阶段：少年米夏与汉娜的相识和相处，青年米夏与汉娜在审判期间的重逢，审判之后十多年间的沧桑变化。叙事方式也是单一的，整个叙述是以米夏的视角、用回忆的手法、依照时间顺序来推进的，因此也贯穿了统一的腔调。作为德国人的作者，在行文中保持着一种德国式的沉稳、严肃、冷静和直率。他不慌不忙地从容道来，一边回忆一边讲述，一边感受一边表达，一边提问一边分析。米夏的欢愉和痛苦、疑惑和追问，都被讲述得理性而直白，还时时透出一种浸在骨子里的沉痛之感。因此，《朗读者》不仅不是华美精巧的，也不是轻松愉悦的。

但它却有种让人肃然心动的力量。这力量可能部分来自它的真诚和庄重。面对那样骇人听闻的道德灾难和人性罪恶，真诚和庄重是最自然也最得体的态度。从一开始，米夏就自剖其心，他对汉娜的炽热的情和欲，他因为爱上有罪之人而卷入其罪的羞耻和自责，他不知道对爱人的罪行是该理解还是该谴责的矛盾和迷惑，他因为自己对汉娜的背叛和拒绝而产生的内疚与怀疑，还有他对一代人的罪责该如何面对和评判的追问与思考，他对麻木不仁和沉默不语的警醒与质疑，都以一种坦诚、敞开又真切的态度朗声说了出来、问了出来。作者把米夏的所感、所思和所察，从个体最细微的心思、到人心最深处的幽暗，从最简单的愉悦、到最痛切的责问，都不加修饰地摊在我们眼前，一丝不苟，也一丝不挂。作者，或者说米夏，不为人讳言，也不为己讳言；不为有罪的一代讳言，也不为清算上一代的这一代人讳言。他只是认真地观察，郑重地思考，沉痛地诘问，既不举重若轻，也不避重就轻。正是因为如许的真诚和庄重，米夏与汉娜不合伦理的情爱纠葛才能不带有一丝淫邪和轻浮。

叙事方式

小说采用全知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极大地增加了文章的真实感，让读者一直有亲历其境的感觉，同时也使作品增添了不少自传的色彩。但是，小说这一体裁特征又包含一定的虚构性，所以施林克对第三帝国这段历史的看法只能从其叙述态度和小说中的评论解读出来。此外，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只能将视角限制在“我”之内，不能体会他人的心理，因而读者就只能通过米夏的视角来解读其他人物，在此基础上探讨施林克是如何看待第三帝国这段历史的。

作为战后一代的代表，米夏对历史的看法一直是变化着的。最初作为不知情者，他爱上了一个纳粹女看守，从一个旁观者、局外人忽然间变成了参与者、剧中人，本来可以与纳粹历史擦肩而过，却被汉娜牵扯进来。施林克设置的两代人在面对第三帝国历史时对峙的巧妙之处，在于不是简单的“父辈文学”中的“父子关系”的对峙，而是难以自拔且纠缠不体的情人关系。如果说父子关系是上天注定的，那么情人关系则是人可以选择的，这样米夏埃尔在与历史的对峙中于被动之中又有一定的主动。米夏在一个青春动荡的年代不知情中选择了汉娜；在大学的法学课上，参与了“集中营讨论小组”，义不容辞地把自己的父辈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席；法庭上与汉娜相遇之后，谴责的手指转了180度，从汉娜陡然转向了自己，从自我反思到整个民族的反思，从煎熬纠缠到解脱释怀，一条自我拯救和逍遥的启蒙之路走得无比艰难和辛苦。

意象

《奥德赛》是小说《朗读者》中多次出现的意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奥德赛》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奥德修斯历经艰险，在海上漂泊十年之后终于返乡的故事。施林克作为战后反思的一代人，他试图从文明的角度去反思历史罪恶的根源并寻求解决之道。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古希伯来基督教文明，《奥德赛》正是古希腊文明的源头和开端。奥德修斯在返乡途中一再踏入迷途却又不断寻找精神家园象征了人类不断迷失又不断回归的历史进程。法西斯正是人类自然兽性集中大爆发下所犯的惨绝人寰的恶行。施林克认为，人类要从野蛮中走出，需要依靠文明的力量，呼唤道德与人性的回归。而这里，文明不是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科技文明，而是以“朗读”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精神文明。

《朗读者》1995年问世以后已经被译成40余种语言，被引领美国阅读潮流的“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

截至1999年4月，该书的发行量在德国已达50万册、法国10万册、英国20万册。

《朗读者》在改编成电影之前知名度并不高，而同名改编电影一经推出后即迅速蹄红，女主角凯特·温丝莱特凭借此片奥斯卡封后，进而小说在整个欧洲和美国成为“超级畅销书”，该小说在短期内迅速畅销世界。

2008年，作品由英国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拍摄成同名电影，电影相继荣获金球奖和奥斯卡奖等奖项。

德国作家汉斯·布赫：“小说描绘的故事毕竟是不真实的，是在想象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比如说汉娜是个文盲，不会读写，这让人难以置信，就像阿Q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不代表现实。在文学奇迹中建筑出来的故事虽然讲述真理，却无法反映现实生活。”

作家肖复兴：“这部小说是一个在为了不能够忘却的记忆中，战后新一代人如何成长的寓言。”

作家曹文轩：“在我为他人开出的所有书单中，无一没有这本书的名字。这样一本书，正合我的阅读趣味与文学理念。在20世纪的文学普遍放弃感动的文章而一味——甚至变态追求思想深刻的当下，再一次阅读这样令人感动的小说，我们在感动中得到了深华。”

《纽约时报书评》：“感人至深，幽婉隽永！小说跨越国与国之间的樊篱，而直接同人类的心房对话。”

施林克，全名本哈德.施林克，港台的译法为徐林克，德国法学家，小说作家，法官。他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法律学。1975年他在海德堡攻得博士学位。作为法律学教授，他分别于1982年到1991年在波恩的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于1991年到1992年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任教。1992年起在柏林洪堡大学从事公共法律和法律哲学的教研工作，其从1987年开始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宪法法院的宪法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