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久事件，是1959年8月25日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的第一次较大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主动与印度政府对话，积极寻求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印度政府却坚持扩张主义立场，借机掀起反华浪潮。两个月后，即在同年10月21日，又发生了中印两国军队冲突的空喀山口事件。

1959年的中印边境形势

早在5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即已暴露出将其单方面主张的边界线作为中印之间已定边界的企图。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趁西藏叛乱爆发之际，公开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全面的领土要求。尼赫鲁硬说中印边界已经明白地和牢固地确定下来了，不应再有什么问题。提出要中国同意将双方有争议的12万5千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划归印度，其中包括东段印度已经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西段一直处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9月8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全面驳斥印方的这种主张。如果说在1959年以前，印度方面的这种图谋主要还停留在地图、文件和悄悄的行动上的话，那么，到1959年则公开提出要求，并开始通过地面的军事行动来付诸实施。

1959年上半年，由于印度干涉中国西藏事务，中印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为了平定叛乱，中国调兵遣将围剿和追歼逃往西藏各地的叛匪。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一股叛匪在拉萨叛乱失败后逃往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地区。他们挟持先期出逃的达赖喇嘛，在靠近“麦克马洪线”的隆子宗成立了所谓的临时首都，企图背靠印度，与中央长期对抗。他们在外国不明国籍飞机的空投接济下在此建立根据地，进行破坏交通、劫掠财物、奸淫烧杀、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西藏军区和第134师部队为贯彻毛泽东主席“荡平其所谓根据地，解放在叛匪蹂躏下的该地区劳动人民，封锁该段中印实际控制线（麦克马洪线），以便关门缉盗”的指示，一举捣毁了这股叛匪在该地的巢穴。叛乱分子纷纷向“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度占区逃窜。为防止叛乱分子越境进入印度寻求庇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在边境布防。尽管中国政府从未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和边境地区的安宁，以便将来与印度政府通过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决定暂时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同印度发生武装冲突。3月30日中央军委明确指示：若叛乱武装向“麦克马洪线”以南逃窜时，我军暂时不要太靠近“麦克马洪线”，更不得越过该线进行平叛。但是印度方面的态度则完全不同，它不仅将军队的前沿哨所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越过了这条线。印度方面的这种无节制地向前推进运动，不仅会形成与中国军队的面对面接触，而且极易造成边界冲突。

应当指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自1914年在非法的秘密文件上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任何人考虑过要在地面上标定它。当年的老牌英帝国主义分子麦克马洪，将这条线也画得极不精确，其本身就约有1/32英寸粗。若按原图的比例将这条线落实在地面上，它将占有1/4英里的宽度。因此，即使将麦克马洪线移到地面上来，也不可能划出一条精确的界线。中印双方既然没有就边界问题进行过谈判，也就谈不上联合进行过标界，在地面上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一条实际的、经过双方确认的较为精确的“麦克马洪线”。在这种情况下，巡逻人员有时误入对方认为是自己领土的范围是有可能的。遇到这种情况，双方显然均不应随便开枪。

另外，尽管麦克马洪线大体上是沿着主山脊画的，但是在好几个地方是有意偏离了主山脊，目的是要把一些为西藏人所重视的圣地留在西藏境内，以缓和西藏人对该线的强烈反对。例如位于该线中部的马及墩(Migyitun)地段即是这样。这个地段有两个圣湖，一个是杂里萨尔巴湖，另一个是左喀尔坡湖，它们是西藏人朝圣的地方，而马及墩是朝圣的启程点。为了将这些地方留在西藏境内，麦克马洪线没有沿着地形特征走，而是特意向南拐了一个约20英里的弯，然后又同主山脊会合。

1959年印军推进到这个地段时，竟然越过麦克马洪线两英里，在距马及墩不远的山谷对面的一个叫做朗久的小村庄建立了哨所。据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推测，印度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经过踏勘，“他们发现根据当地地形，把边界线划在紧靠马及墩的南侧，要比地图上所画的距该地以南约两英里的那条线，更为切实可行。”这种推测是可信的，后来尼赫鲁1959年9月12日在人民院发言时实际上也承认了这点。但是无论如何，印度在这样做时，既未与中国政府商量，也未向中国方面说明其意图，在当时中印关系趋于紧张的局势下未免显得过于专横。

除在马及墩的朗久外，印度还在马及墩以东的塔马顿(Tamaden)越出了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特别是在该线最西端克节朗河地区的兼则马尼(Khinzemaane)和塔格拉山口(Thag La)。这在后来成为中印边境战争的导火线。

1959年8月25日6时左右，一股侵入中国领土马及墩南侧地带的印度武装部队，突然向驻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火，发射机枪、步枪、子弹数十发之多。经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后，上述印度武装部队才自该地退出。但到8月26日清晨，朗久哨所的印军更变本加厉地进行了新的挑衅，再次向马及墩的中国军队发动猛烈的攻击，发射的步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子弹达数百余发之多，中国边防部队未予理采。同日，还有印度飞机多次在这带地区侵犯了中国的领空。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多次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印度政府却在8月27日的照会中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反抗议，指责中国“蓄意侵略”，因为“一支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越入东北边境特区边境上马及墩以南的印度境内，未作警告即向印度前哨纠察队开火。”据说打死印军一人，伤一人。照会还警告说：“印度边境哨所已奉命维护印度领土完整，并在必要时对侵越者使用武力。”

中印双方在朗久事件上各执一词，究竟哪一方的说法符合事实真相，外界一时的确有点难以作出判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带成见的观察家，逐渐在以下三点上取得共识：

(1)从麦克马洪当初所画的原图看，朗久位于麦线以北，它在历史上一直是马及墩地区的一部分；

(2)对于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兼则马尼和塔马顿设置的哨所，中国军队并没有发动进攻。这一事实使印度关于中国“蓄意侵略”，挑起朗久事件的指责失去依据。在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尼赫鲁总理在1959年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承认，印度在塔马顿建立的哨所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已经将该哨所撤到该线以南的一个地方。

(3)在中印双方对一些土地的主权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印度威胁说要使用武力，这在国际法上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尽管如此，当时印度国内的舆论界却毫不怀疑印度政府的说法，认为朗久事件是起因于中国的“蓄意侵略”。印度的一些人士利用此事再次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浪潮。新德里的报纸仅在8月29日到31日的三天内就发表了约30篇恶毒攻击中国的评论，各种各样捏造的关于所谓中国侵犯印度的消息充斥报纸版面。在那几天，新德里报纸的第一版几乎都是用“中国侵犯印度领土”之类的通栏标题；“中国在印度领土升起中国国旗”，“中国军队侵入不丹、锡金、威胁尼泊尔”等等彻头彻尾的谣言，连篇累牍地在印度报纸上出现。许多报纸还对中国使用了最恶毒的词句：“中国侵略成性”，中国是“汉帝国主义”，“比西方帝国主义更糟”，一些右翼政党和反动政客在这个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运动中，更是推波助澜，大肆活动。他们纠集一些追随他们的喽逻多次到加尔各答、孟买和新德里的中国使领馆门前示威。

示威者叫嚷一些挑衅性的口号，诸如“打倒中国帝国主义者”，“打倒周恩来”等等。在他们拿的旗帜上还写着“西藏的独立对印度的安全必不可缺”，“中国侵略者滚出西藏”等等。1959年9月7日尼赫鲁向议会公布了中印两国政府1954~1959年期间互换的各项照会和信件的白皮书后，印度一些报纸又大做反华文章，掀起一阵阵鼓噪。

中国寻求和解的失败

中印边界争端的升级出乎了中国领导人的意料。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这是因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业待兴，急需和平的环境，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而西方对中国的敌视和遏制，使它更不愿同印度发生争吵，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联合中立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在中国看来，中印边界冲突的发展，正符合帝国主义敌视和孤立中国的愿望，使之得以趁机向亚洲渗透。因此，在西藏叛乱、朗久事件和空卡山口事件发生后，中国皆尽量采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

毛泽东在1959年中期曾说过，西藏叛乱中，“印度和美国、英国都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中国考虑到“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在对印度的反华活动进行批评时，仍然本着“维持中印友好”的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朗久事件和空卡山口事件发生后，虽然印度国内对华战争的叫嚷声高涨，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立场，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周恩来总理更是在1960年4月亲自率领代表团赴印磋商解决边界问题。但由于印度强硬和僵化的立场，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