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广（1040—1100），字仲锡。为
曾公亮从子，曾孝宽弟，元丰末，为北部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议复河故道，召孝广问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复为都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栰至者，须校验无所失亡，乃得送铨，监吏领赇谢，不时遣。孝广治籍疏姓名，谨其去留，一岁中，归选者百辈。
除
京西转运判官，入为水部员外郎。河决内黄，诏孝广行视，遂疏苏村，凿炬野，导河北流，纾澶、滑、深、瀛之害。迁都水使者。洛水频岁盆涌，浸啮北岸，孝广按河堤，得废 口遗迹，说： 此昔人所以杀水势也。 即日浚决之，累石为防。自是无水患。出提点永兴路刑狱，陕西、京西转运副使，还为左司郎中，擢户部侍郎，进尚书，坐钱帛不给费，罢为天章阁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体，夺职。寻复之，移知潭州，加显谟图直学士、知郓州。
曾孝广，字仲锡，福建晋江人。累官少师户部尚书兼显谟阁直学士。曾孝广于神宗元丰乙丑（1085年）为北外都水丞，负责管理河渠、津梁、堤堰、水运等事务。在实际工作中，掌握许多治河知识。那时，“人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河欲伸狂潦之势以纵横。朝廷竭天下之以治之，屡治屡决。一旦泛滥，漫无涯涘，吞食民田，未见穷已”。
哲宗元佑中，大臣议复河故道，诏下：“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黄河水利治理可兴不可废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身为北外都水丞的曾孝广对圣诏持不同意见。认为“复故道”不是疏导措施，恐民伤财，得不偿失，无济无事。由于他职卑言微，所提意见，不但不引起当道重视，同时认为他这番话是柝圣诏之台，暮气消极，影响极坏，把他改职“通判保州”。文彦博认为：“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右相范纯仁则认为：“圣人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盖天下大势惟人君所向，郡下竞趋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谨也，妄测圣意，轻举大役……”。洪水是猛兽，伏水才能解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哲宗皇帝圣诏碰个头破血流，醒悟过来，“诏孝广行视”，复其原官，历水部员外郎。“遂疏苏村，凿钜野，导河北流，纾澶、滑、深、瀛之害。” 又“洛水频岁湓涌，浸啮北岸，孝广按河堤，得广澾口遗亦曰：‘此昔人所以杀水势也。’即日浚决之，累石为防，自是无水患。” 曾考广为官严正，爱憎分明，不趋炎附势，仗义执言，亮节高风。他平时与大儒胡安国（建宁崇安人）、邹浩（常州晋陵人）相善，以文章、节行相砥砺。胡安国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举遗逸，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文应诏，二人老不行，安国请命之官，以劝为学者。零陵簿称胡安国所举的二人，皆党人范纯仁门客。原来胡安国之所以举荐这两个人，是受流人邹浩所请托也。当轴者“蔡京素恶安国与已异”，如今又得零陵薄所言，便“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又移湖南再鞠。”同僚心中虽然理解胡安国有不白之冤，碍于蔡京专横，敢怒而不敢言。曾孝广在这严酷的环境中，不避权贵，前往慰问。知道的人都为他的前程担心，可是曾孝广并不介意，回来时还向僚佐慷慨陈词，说：“胡提举凝然不动，贤于人远矣。”闻者无不肃然起敬。果然不出人之所料，当曾孝广迁显谟阁直学士知浑州，“竟坐大观中与胡安国、邹浩忤时相”的罪责，“为御史所论”而夺职。逾年，徙知广州。苏轼（东坡）在当时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攻击者之矢不绝，为虎作伥者面目越剧丑恶，导致一些胆小怕事之辈也敬而远之。曾孝广时为定武倅，绝无世欲眼光，不被时论影响，与他往来亲密如故。
元祐八年癸酉（1093年），苏轼被降职，以翰林侍读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知定州军事。曾孝广每与诗词娱情，馈送泉州土产。于是苏轼写了《次韵曾仲锡承议食蜜渍生荔支》苏轼与曾孝广这样频频咏和，在《苏轼诗集》中并不见多，可见二人情谊大不一般。曾孝广在宦途上转徙不定，但所到之处，都留下政声。初为北外都水丞，出通判保州，复原官，历水都员外郎，迁都水使者，提点永兴路狱，陕西、京西转运副使、两浙转运判官、左司郎中、然后擢户部侍郎，进尚书，罢为天章阁待制知杭州，又知潭州，加显谟阁直学士知郓州，知饶州，徙广州，历成德军、太原府，寻复官文渊阁直学士，以疾卒，享年六十，赠正议大夫。崇祀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