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沐， 知名古典文学理论家，红学家。1933年生，山东牟平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理事，贵州省《红楼梦》研究学会副会长，贵州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特别是明清小说的教学与研究，在《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蒲松龄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已出版《红楼梦会真录》《红学百年风云录》（合著）、《烟霞集》等著作。整理校注程甲本《红楼梦》（合作）、亚东程乙本《红楼梦》（合作）及点校《混唐后传》、改编《歧路灯》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曲沐先生曾师承国学大师启功、李长之、谭丕模、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著名民间文学理论家钟敬文，广博精到的文学传承，自身刻苦的努力，造就了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从事40年大学古典文学教学，6年带研究生经历，任过唐五代文学史，元明清文学史、文学作品教学。

曲沐先生的感情世界丰富多彩，认知世界广博，是非评判勇敢无畏。读他的散文和研究论文，感受到的是曲折历史的足音，历史文化是非曲直的尖锐评说以及赤子真情的流露。个人的视角和民族的共同视阈融为一体，历史和现实相通，构成文本的实在性，历史脉搏的可感特点以及现实的高度认知价值。

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也好，研究也好，越是接近本真（包括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和感情的真实），就越有认识意义，越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追求本真，是曲沐先生论文和散文写作动因所在，也是其震撼力的策源地。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作为举世闻名的奇书，曲沐先生作为古代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研究家，是没法绕过去的。从1973年开始，经历30多年的潜心研究，先后在《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琼州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40多万字，由台湾宏毅出版社出版论文集《红楼梦会真录》，从三方面对《红楼梦》研究的是是非非作甄别。

一，程伟元、高鹗排印刊行的120回《红楼梦》是真本，而脂砚斋批《石头记》是伪本。曲沐先生从《红楼梦》文本实际出发，以丰富的史料和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证明程伟元、高鹗二人于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萃文书屋木活字排印刊行的120回《红楼梦》，“这是最早刊印的最为完整的《红楼梦》本子，也是最真的本子，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

二、《红楼梦》人物性格、情节发展连贯，符合发展逻辑；艺术风格统一，为曹雪芹一人所作，并非曹作前八十回，高鹗续后四十回，腰斩《红楼梦》毫无依据。“因此，（俞平伯）在写下这些批评‘反《红楼梦》’的红学现象之后，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从胡适的理论框架中、从脂砚斋的桎梏中挣脱了出来，终于临到生命的尽头才大彻大悟，破天荒地‘发现’了程本《红楼梦》是一部完整的作品，120回是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自己过去和红学家们所做的是‘割裂’《红楼梦》的犯罪行为，是愧对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犯罪’行为，也是愧对天下人的。”

三、《红楼梦》是用概括加工、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是艺术品，并非曹雪芹的自传，或者是“曹寅的家世”记录，一切的考证、探佚，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对艺术品研究的正确航向。胡适不仅是我国大学问家，文化人，而且享有世界盛名。这种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的研究从他那里开始，把像俞平伯这样一些有良心有才华的学者引入歧途，耗去70多年的大好时光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犯了最低级的错误，做了再愚蠢不过的事。“……将小说当成信史，这是‘新’‘旧’红学家共犯的毛病。俞平伯早在1925年《红楼梦辨的修正》中就省悟道：‘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把它作信史似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后来又说：‘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蔡元培——笔者注）视作政治的野史，胡（胡适——笔者注）看作一姓的家乘耳’。胡与蔡，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竟在信史的观念中殊途同归了，‘新红学家’仍然回到旧红学家的老路上去，这是十分发人深思的。”

这三方面的甄别，简化起来便是这样一个认识发展轨迹：《红楼梦》是小说，但是自传体小说——《红楼梦》是用艺术手段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不是自传体小说——120回《红楼梦》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作者是曹雪芹一个人。这样，从根本上澄清了笼罩在这部千古奇书上的迷雾，还原程甲本120回《红楼梦》为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巨著的本来面目，端正《红楼梦》研究方向。这样符合实际的认识，是俞平伯耗去毕生精力才逐渐完成的，1979年，俞平伯就说：“开山祖师为胡适。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筋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俞平伯把自己的醒悟公诸于世，应当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但是，符合实际的认识反而不易被接受，被传播。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津津乐道地说脂批《红楼梦》，认为“甲戌本的正文及大部分批语（特别是里面的双行夹批和旁批）”，“较现存各抄本都早”；《红楼梦》是曹氏所命名还是脂砚斋（甚至说脂砚斋是曹氏著书助手），《红楼梦》之所以有《石头记》《风月宝鉴》《<石头记>探佚》《<石头记>脂批》《<红楼梦>稿本》，是因为叫法“混乱”的缘故。又有论者认为“庚辰诸本双行批所指的《红楼梦》书名，当是脂砚初评前使用过的一种书名。”单是个书名，就已弄得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曲沐先生的看法是否得到红学界的普遍认同，或者大多数认同，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他的论断至少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给人以莫大的启示。曲沐先生研究态度是严谨而冷静的，自始至终以理服人，以据服人。他高度赞扬老一代红学家俞平伯的三次发现，三次修正错误（第一次发现《红楼梦》）是自传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第二次是发现《红楼梦》是一部小说；第三次是发现120回《红楼梦》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否定了“高鹗续书说”，“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总是及时‘修正’，决不文过饰非，在学术事业上表现出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诚挚学者的伟大良心，他的确是红学史上第一伟人，一代大师，永远值得学界崇敬和学习的楷模！”

对于曲沐《从文字差异中辨真伪见高低》、《庚辰本〈石头记〉抄自程甲本〈红楼梦〉实证录》等文章，云南红学家吴国柱在文章中说，曲沐先生将影印本《程甲本红楼梦》与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对读，发现这三脂本是从《程甲本红楼梦》那里抄来的，而且错抄、漏抄、跳行无数，“他（曲沐）运用古籍版本校勘学的基本规律，对程本与脂本的文字细加比勘，从大量实证材料中精选出三十四例，将它们按回次顺序客观地排列出来，从第三回起至八十回止，几乎涵盖了整部庚辰本”，“曲沐先生的这篇杰作，真正说得上‘一锤定音’。这便是：程本在前，脂本晚出，铁证如山，不容置疑。”认真，讲究实据，是曲沐先生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

曲沐先生是有足够的忠诚于真学术勇气的，他和红学界的知音一起，为恢复文学巨著《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作了不懈的努力，影响正在逐渐扩大。与欧阳健、吴柱国合编《红学百年风云录》《红学三地书》，合校《程甲本》《程乙本》红楼梦。

曲沐先生对人生，对爱情非常认真，非常严肃，非常执着。在《烟霞集》里，用了大量文字写林黛玉的清、纯、真、热、直、诚，她的美貌，她的才华，寄予深深的同情。他笔下的林黛玉，完全没有那种认为林黛玉心胸狭窄，感情脆弱，多愁善感的世俗偏见。姑且不说这样评价是不是因而更接近曹氏创作意图，但至少说明曹氏非常赞赏林黛玉的高洁，寄予作家莫大同情的。

这种人类的高尚情操，曲沐先生在《坎坷的人生 幸福的爱情》一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和妻子潘治森初次见面，写得那样富于诗情画意：“我们一见面，不想那样高兴，仿佛久别重逢似的……她清纯、秀丽，两条发辫直垂到腰下……她外慧内秀，那白净的颜面，透着青春少女的红润，富有弹性，富有活力，仿佛一弹就会出水似的。”

平静中的幸福是美好的，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更显得珍贵。曲沐先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动乱年代里度过许多个艰难的日日夜。但不管多么艰难，都仿佛有一盏明灯照耀着他，这就是他的妻子潘治森女士的关爱与支持。她既是医术不错的老医生，又是他最贴心的人；还有他可爱的孩子。“在最痛苦的时候，几次想到自杀，但总觉得有我的妻子和孩子在，生活中还有爱，还有光明，还有幸福，我不能这样死掉，咬着牙也要撑过来。就这样，在爱妻的关爱下，熬过了最苦难最坎坷的日子，度过了人生几大难关，才走到了今天。”在曲沐先生的眼里，潘女士“勤俭自励，聪慧贤良，知足忍让，与世无争，从不和别人计较什么，也从不说别人一句坏话，连句厌词也没有。” “……身材适中，似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唇不涂朱而自红，面不施粉而自白；眉戚春山，眼颦秋水；转盼多姿，回眸有情”的九寨沟的藏妹，产生了十分自然的对接，这种对接，来之于对美共鸣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