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语义学家们把人类所处的世界分为实物世界和语言世界,并认为随着文化的发展,语言世界将不断扩大。在语言的海洋中,人人都需要有语义学修养,都应当接受语义学训练,掌握“外延法”,用以辨别词语有无确指的对象。
1923年,
奥格登和里恰兹合写了《意义的意义》一书,标志着普通语义学的正式诞生。创始人为原籍波兰的美国哲学家A.H.S.柯日布斯基。柯日布斯基的《科学与健全的精神--非亚里士多德体系和普通语义学入门》,系统地阐述了语义学的基本思想。附和并予以解说和发挥者众多,主要有政论家S.切斯;祖籍日本的美国语言学家S.I.哈亚卡瓦(早川一荣)和数理生物学家A.腊波波特等人。切斯的《词的暴政》(1938)推动了该学派在美国的传播;早川一荣的《行动中的语言》(1939),通俗介绍了普通语义学的基本观点。他们除研究语言和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外,还研究语言、思维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并着重研究语言对思维和行动的影响。他们建立了普通语义学研究所、国际普通语义学会(1942),主办了《普通语义学报》和《等等:普通语义学评论》。
在普通语义学家看来,任何语词均有内涵,即使是象“美人鱼”这类虚假概念,也有内涵,即“美女头鱼身子的怪物”。但他们认为,虚假概念无外延,即无对象,因为外界并无此实物。例如“天使夜里守护在我床头”这句话就无外延意义。因为天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不能用任何科学方法加以检验。他们指出,对这类虚假概念的争论,必然无尽无休,造成冲突。因此,无外延词语是人类纷争的根源,需要通过“外延法”教育加以清除。他们还把“荒唐的抽象”和“科学的抽象”混为一谈,认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亦属“无外延的虚构”,并说正是这类语词造成无数冲突和痛苦,要求勒令禁用。
普通语义学在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它研究语言对思想、行动的关系和作用,也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它夸大语言的作用,视之为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力量。同时,它否定科学抽象,贬低理性认识,深深陷于狭隘经验主义之中。20世纪60年代以后,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普通语义学流派逐渐衰落了,便其一些基本思想和方法已经渗透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许多领域和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