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科匹阿斯(Procopius,约公元500——565),又译为普罗可比。拜占廷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属于古代晚期世俗史学家，其著作为后世研究查士丁尼时期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普罗科匹阿斯的著作具有他所处时代的文化特色。普罗科匹阿斯的著作正是继承了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古代史学传统，与同时代西欧的历史著作相比较，具有较宽广的政治视野。他的著作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他善于选材，严格按照编年顺序，叙述历史事件清楚完整，内容丰富，以写查士丁尼的政事为主，对各族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地理、风俗、科学和军事技术均有涉及。

普罗科匹阿斯大约在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该撒利亚的一个贵族之家，早年曾受过古典教育，熟悉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学识渊博闻名。527年左右，他来到君士坦丁堡，教授修辞学，不久被查士丁尼的大将贝利撒留聘为记室。在以后的15年间，普罗科匹阿斯跟随贝利撒留向外远征，东抗波斯帝国，西侵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力图实现查士丁尼的对外扩张目标。542年当查士丁尼政府对西方的侵略战争远未结束时，他已回到君士坦丁堡，直至去世时止，在帝国政府内担任高级官吏和元老院议员，同时著书修史，把自己所经历和熟悉的查士丁尼时代的内外政事详细地记载下来，留给后世。

和修昔底德相似，他所记载的都是当代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与希罗多德相似，他认为写历史要以道德、人心为念，意存劝诫，并且认为历史上因果报应是历历不爽的。他也具有希罗多德的某些缺点，即有时失于轻信，有闻必录，缺乏考证，因此所记载的不全是信史。

普罗科匹厄斯属于古代晚期世俗史学家，这些史学家继承第二诡辩学派的传统，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中的阿提喀方言，他们的榜样是希罗多德，尤其是修昔底德，他们的主题是世俗历史。他们试图避免阿提喀方言中没有的词汇，假如他们不得不使用当代的词汇时，他们会加入一个解释。比如他在提到“教堂”这个词的时候解释说这是一个相当于庙宇或者祠堂的建筑。而在提到僧侣这个词的时候他解释说僧侣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在古代雅典没有僧侣这个词，而“教堂”则是指雅典公民聚集通过法律的地方。

世俗史学家避免基督教教会的历史，这个领域由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所创立的教会历史占领。但是埃夫丽尔·卡梅伦很有说服力地显示了普罗科匹厄斯的作品反映了6世纪拜占庭经典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在《秘史》中普罗科匹厄斯说他打算自己也写一部教会历史。假如他的确写了这样一部史书的话那么他可能追随了当时教会史的风格。但是就今天所知这部教会史未能成书。

1938年诗人和小说家罗伯特·格雷夫斯基于普罗科匹厄斯的著作写了一部历史小说。

普罗科匹阿斯留给后世的著作共有三部，即：《查士丁尼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论查士丁尼时代的建筑》（以下简称《建筑》）；《秘史》。

普罗科匹阿斯大约在543年开始撰写第一部著作《战争史》，于554年全部脱稿。这部著作共分8卷，详细叙述拜占廷帝国与汪达尔人、哥特人及波斯人的历次战争，同时也涉及到帝国内部的一些重大事件，如532年的“尼卡”起义、542年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一场大瘟疫等。《战争史》第一、二卷为《波斯战记》,第三、四卷为《汪达尔战记》，第五、六、七卷为《哥特战记》，第8卷是全书的概说和补充，叙述到554年为止。普罗科匹阿斯在记述这些征战过程时，竭力讴歌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和大将贝利撒留的“武功”，认为他们的功绩“超乎一切，甚至超乎古代最惊人的奇迹”。从奴隶主的道德标准出发，普罗科匹阿斯认为所有的人应服从查士丁尼的统治权力和他的法律，不准违抗。同时他又站在拜占廷的立场上，对各地人民革命运动，对日耳曼人都极为敌视，百般污蔑，称之为“强盗”、“匪徒”，刻意渲染他们的粗野愚昧，认为只有拜占廷人才是真正的人，只有拜占廷的生活方式是唯一堪称为人的生活方式。普罗科匹阿斯的这些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他毕竟详细地记载了查士丁尼政府对外征战的过程，在叙述中保存了许多真实的、宝贵的史料。对于了解和研究查士丁尼的对外政策、战争目的以及早期拜占廷帝国所属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都很有价值。

560年，普罗科匹阿斯遵照查士丁尼的旨意又撰写《建筑》一书。他在这本书里逐一记载和描绘了查士丁尼时代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许多宏大的建筑物、教堂和军事工程设施，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查士丁尼的颂扬和阿谀。据说，普罗科匹阿斯由于这一著作而被查士丁尼擢升为君士坦丁堡长官。

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秘史》。据考证这部著作约撰写于550年。由于慑于查士丁尼的威势，在他生前迄未公开发表，直到他死后一千多年即1623年才由罗马教皇的图书馆员阿列曼尼在拜占廷帝国的图书馆里发现。由于《秘史》实际上是一部查士丁尼的丑闻录，与上述两本著作的思想倾向截然相反，有不少史学家对于《秘史》的作者是否真是那位曾经狂热歌颂过查士丁尼的人，产生了怀疑。但据近人研究证明，《秘史》的作者确是普罗科匹阿斯。这一看法已获得学术界的公认。

《秘史》对查士丁尼时代宫廷黑暗生活的揭露，对拜占廷广大人民在其统治下所遭受的灾难的真实描绘，使该书成了一部价值较高的历史著作，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就《秘史》的文笔来说,则逊于《战争史》。普罗科匹阿斯在《秘史》一开始，叙述了大将贝利撒留和他的妻子安东妮娜的为人和秽史，记述了他们如何狼狈为奸，以血腥、狡诈的手段来维持其残酷的统治。《秘史》还淋漓尽致地描述了旧的元老院贵族和旧的罗马制度在查士丁尼和提娥多拉的打击之下日趋没落，帝国政府腐朽不堪，奴隶主阶级的上层人物目无法纪，贪赃枉法；并记载了查士丁尼时代所实行的那种宫廷礼节：大臣在谒见皇帝和皇后时，必须行跪拜礼，口呼“皇帝陛下”，自称“最低贱的奴隶”，俯首亲吻皇帝和皇后的紫靴，作者对于这种奴隶式的，污辱贵族和大臣尊严的仪节，表示了深刻不满。更重要的是，《秘史》记载了查士丁尼政府对外频繁地发动侵略战争给拜占廷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暴露了这个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残暴，在颇大程度上揭示了当时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普罗科匹阿斯之所以要撰写这部与《战争史》、《建筑》在思想倾向方面如此不相一致的《秘史》，其原因应当从他当时所处时代面临的矛盾中去寻找。六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查士丁尼在西方对北非，特别是对于意大利的侵略战争并未结束，相反，由于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一再失利，进展缓慢。但是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却一意孤行，依然穷兵黩武，把由此而需要的庞大的军事耗费，千方百计地转嫁到拜占廷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使得国穷民困，怨声载道。面对这一情况，普罗科匹阿斯对查士丁尼的政府产生了疑问，思想上处于矛盾，担忧和愤慨之中，于是他带着这种心情写了《秘史》,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与愤慨，揭露与批评了查士丁尼政府的暴虐统治。普罗科匹阿斯在其著作中还很含蓄而幽默地嘲笑了当时各个不同教派对于神性的激烈争辩，表明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怀疑论者。这部《秘史》，显然不能象《战争史》那样可以公开发表。但是，即使是秘而不宣，普罗科匹阿斯在《秘史》中也不是作为人民群众的保卫者和代言人而出现，而只是代表了当时那些遭受打击的元老院贵族的利益，来抨击查士丁尼的专制统治的。因此他的抨击是有限度的，其矛头也不是针对奴隶制度的。当查士丁尼对外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普罗科匹阿斯遵照查士丁尼的旨意，在所写的《建筑》里又歌颂起这个暴君来了。

总起来看，普罗科匹阿斯是一位奴隶主阶级的历史学家。他的《秘史》不过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正说明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宫廷内部斗争的激烈和尖锐。

在普罗科匹阿斯的著作中，曾记载了中国育蚕制丝西传的故事。普罗科匹阿斯在《战争史·哥特战记》中写道： “这时，有几个僧侣，自印度来到拜占廷。他们听说查士丁尼皇帝不愿再从波斯人手中购买生丝，便来求见皇帝，陈述他们能有办法使拜占廷不再向它的敌人或其他国家购买生丝。据他们说，他们曾在印度诸国之北的赛林达国（即中国）居住多年，得悉养蚕之法，并可将此法传入拜占廷。于是查士丁尼对于此事详加询问，察看他们所说是否真实。该僧人等称丝实系蚕虫所吐，虽然不易将活的蚕虫携带到拜占廷，但将蚕子带到拜占廷并不困难。并说这种蚕虫产子其多，如果将蚕子置于暖房中，即可培育出幼蚕来。查士丁尼听罢，就许诺他们若能将蚕子弄来，必给他们重酬，并催促他们赶快行动起来。于是他们前往赛林达国，将蚕子带到拜占廷，并用蚕子孵出幼蚕，用桑叶来喂养,遂使得在罗马的领土上育蚕产丝成为可能了。”

普罗科匹阿斯这段记载十分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史料证据，证明在公元六世纪中期，中国的育蚕制丝法已传到拜占廷。后来到了公元十二世纪时，西欧“十字军”东侵，从拜占廷把育蚕治丝法带到西欧各地，使中国的蚕种遍布于欧洲，丰富了欧洲人的物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