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姆昌德（Premchand，1880年7月31日—1936年10月8日）原名滕伯德·拉伊，印度印地语、乌尔都语近代作家。他在印度有“小说之王”的美誉。

1880年7月31日生于北方邦贝拿勒斯附近的拉莫希村。5岁开始在农村上旧式学堂，念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后转入正规小学。后为背负一家生活，充当家庭教师。

19岁开始在公立学校教书，此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通过自学取得学士学位。1921年响应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而放弃公职，在贝拿勒斯一所私立学校任教。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先后主编《时代》、《荣誉》、《甘美》、《天鹅》和《觉醒》等杂志，创办智慧之神出版社。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印度农村度过，亲眼目睹了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后印度农村发生的种种变化，十分了解农村各阶层——农民、地主在这种冲撞中的复杂心态，对农民的命运和农村的前途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36年4月主持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发表主题演讲《文学的目的》，当选协会首任主席。同年10月8日病逝。

他一生创作了15部中篇和长篇小说（包括未完两部），约300篇短篇小说及论著、电影剧本、儿童文学和翻译作品。早期用乌尔都语写作，1915年前后开始改用印地语。处女作是中篇小说《圣地的奥秘》。190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祖国的痛楚》，因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而遭殖民当局查禁。从此改用普列姆昌德的笔名。他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服务院》、《博爱新村》（又译《仁爱道院》）、《妮摩拉》《舞台》（又译《战场》）、《圣洁的土地》、《戈丹》等，短篇小说多收在题名《圣湖》的8部集子中 ，包括《进军》《半斤小麦》《冬夜》《沙伦塔夫人》、《解脱》、《神庙》、《害人是天职》、《老婶娘》、《棋友》、《开斋节的会礼地》、《咒语》、《彩票》等名篇。

《戈丹》发表于1936年，是普列姆昌德30多年创作的结晶，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戈丹》以前的作品中，无论是著名话剧《斗争》或长篇小说《仁爱道院》《工地》等，都曾提出过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往往暴露出他的改良主义的幻想。这些都表明作者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本身的弱点。在《戈丹》里，作者对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顺从地进监狱的思想，通过丹妮亚的口进行了批判；同时，作者已考虑到从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来解决社会矛盾。小说通过哲学教授梅达和女医生玛尔蒂小姐的议论，提出了“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普列姆昌德曾明确说过：“有个俄国，如今建立了新制度，那里的贵族和富人都受到了惩罚，穷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有朝一日，我们也会像俄国那样。”但在小说里，作者并没有指出天翻地覆变革的道路。从作者写这部小说时的思想状况看，他对达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不明确的。他认为要达到理想社会，“人们的品质”很重要，他说：“只要我们个人不能提高，任何社会制度也不会繁荣”，甚至会成为“更糟糕的独裁”。所以在《戈丹》里，作者赞扬了梅达教授等人言行一致、不为私利而为他人服务的品质，想以此作为人们效仿的榜样，为理想社会的到来奠定道德基础。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实际上是作者既向往合理的社会而又不知如何达到的思想矛盾的反映。

《舞台》写于1928年，普列姆昌德自己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长篇小说。小说共50多万字，中心事件发生在20年代贝拿勒斯近郊的邦德浦尔村。《舞台》通过该村双目失明的乞丐苏尔达斯为保卫自己祖传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反映了印度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激烈冲突。这部作品在印地语文学中第一次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英国殖民主义的确立，资本主义的入侵，已瓦解了向来作为印度经济基础的农村公社，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打破了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了惶惑和灾难。《舞台》实际上是面临冲击而日趋衰落的印度传统农业文明的一曲悲壮的挽歌。苏尔达斯这个形象既是甘地主义的象征，也是作者普列姆昌德思想的正面体现者。他不以贫为耻、以富为荣，而是安贫乐道、耻于谋利，满足于吃一口要一口，从不考虑改变自身生存的条件，却追求心地的纯洁、精神的高尚和完美。这正是印度传统农业文明的人生哲学。作者最后把苏尔达斯写成了道义上的胜利者，他的死被看作是民族精神的涅槃，震撼了成千上万印度人的灵魂。《舞台》所变现出的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认同倾向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当它具体表现为对殖民侵略的否定时，它是悲壮而崇高的；当它由此把传统文明作为永恒的理想世界，不想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时，它又是僵化、保守和幼稚的。

《服务院》是其成名作，被誉为印地语文学中第一部优秀现实主义小说，写一妇女因无陪嫁不能嫁到体面人家，后被丈夫遗弃沦为妓女，受尽歧视和欺凌，最后在服务院栖身。小说揭露了索取嫁妆的恶习、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及上层人士的虚伪等。《戈丹》是其代表作和最优秀长篇小说。主人公何利原是自耕农，有几亩祖传土地，他与妻儿终年劳动，勉强可以温饱。由于他赊购的奶牛被毒死，受到多方敲诈勒索。后他收留未正式结婚而怀孕的儿媳，更引起轩然大波。他破产而沦为雇农，被迫变相卖女。他最后还想为孙子买头奶牛，终在热浪中累倒而死，身后仅剩的20个安那也被婆罗门当作献牛（戈丹）的礼金搜刮而去。小说揭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矛盾，塑造了典型人物，被誉为印度农村的一部史诗。

普列姆昌德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抱有深刻的认同和真切的关心。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他在《觉醒》和《天鹅》等杂志连续发表社论、时评，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日本的胃口》一文中他写道：“‘横行霸道’这一古老的成语，正好适用于日本。它攫取了朝鲜，又攫取了满洲，现在又想攫取整个中国了。”他在列强横行称霸、弱小民族反抗的世界整体格局中看待中印关系，呼吁彼此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在一篇题为《“华北国”》的时评中他写道：“印度和中国有几千年的友好关系，印度对中国所抱的尊重、敬仰和友爱之情，那只有印度人民自己能体会到。”

20世纪50和80年代，中国有过两次普列姆昌德著作的译介高潮。50年代，他的代表作《戈丹》《妮摩拉》及部分短篇小说被译成汉语，受到读者的喜爱，并影响了浩然、刘绍棠等中国当代乡土派作家的创作。80年代，他的短篇小说以《新婚》（1981）、《如意树》（1982）、《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1984）、《割草的女人》（1985）等为题被结集翻译出版；长篇小说《舞台》（《战场》，1980）、《一串项链》（《贪污》，1983）、《仁爱道院》（《博爱新村》，1986）也经翻译出版。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和硕士、博士论文选题，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曾在1986年为他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刘安武的《普列姆昌德评传》（1999）是中国学者研究普列姆昌德的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