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游六桥待月记》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创作的一篇游记。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晚游六桥待月记1

西湖最盛2，为春为月3。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4。

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5，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6：“傅金吾园中梅7，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8，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9，绿烟红雾10，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11，粉汗为雨，罗纨之盛12，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13。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14。其实湖光染翠之工15，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16，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17？

西湖景色最美的时候是春天，是月夜。一天里最美的是早晨的烟雾，是傍晚山间的风光。

今年春雪很多，梅花被寒气所抑制，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景观更是奇特。石篑多次告诉我：“傅金吾园中的梅花，是张功甫玉照堂中的旧物，应该赶快去观赏。”我当时迷恋着桃花，竟舍不得离开湖上。从断桥到苏堤一带，绿柳迎风飘拂如绿烟，桃花盛开如红雾，弥漫二十多里。美妙的音乐随风飘扬，带粉香的汗水如雨流淌；穿着各色丝织品的富裕游客很多，超过了堤畔的草，真是艳丽极了。

然而杭州人游览西湖，却仅在午、未、申三个时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巧，山岚设色之美妙，都在朝日初升，夕阳未下时，那时西湖才尽显浓艳和娇媚。月景之美，更是难以形容。那花的姿态，柳的柔情，山的颜色，水的意味，更是别有情趣韵味。这种乐趣只留给山僧和游客享受，怎么能够对那些凡夫俗子述说呢？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袁宏道经过多次陈请，终于辞去了吴县知县，他好像脱笼之鸟，赴水之鱼，乘兴漫游吴越。他在西湖看花，在天目山访道，痛痛快快地玩了四个月。这年春天，他第一次游览向往已久的杭州西湖，留连于美丽的湖山之间，写下了十六篇西湖游记。此文是西湖游记中的第二篇。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浙江大学特聘教授吴战垒：“这篇山水游记，始终扣住‘西湖之盛，为春为月’的‘春’、‘月’二字，腾挪变化，详写‘为春’之盛，略写‘为月’之美；题为《晚游六桥待月记》，却始终没有正面写待月的情景。他的高妙处在于以层翻浪叠之笔，依次写出梅花、桃花之美，朝烟、夕岚之美，一景胜似一景，逐层衬染，不犯正位，从而造成读者强烈的‘待月’心理；待到‘干呼万唤始出来’，却又匆匆一面，飘然而去，使人有‘着眼未分明’之感，因而显得余韵悠然，情味无穷。作者用这种空灵幻变之笔来写月景之美，可谓别出心裁。”（《阅读和欣赏 古典文学部分（七）》）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吴县令，官至吏部郎中。袁宏道是明代文学“公安派”代表人物，与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他在文学上反对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流弊，主张文学作品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认为作诗为文都应通于人之喜怒哀乐，以见从肺腑中流溢出的真性情。他的理论与创作扫清了明代复古主义的习气，开一代清新活泼的文风。作品有《袁中郎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