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村-天马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翼城县接界处，面积约10平方千米，地处曲沃盆地北部边缘，遗址范围东西约3.8千米，南北约2.8千米，面积近11平方千米，包括北赵、张、曲村等自然村。文化堆积除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存外，以晋文化遗存为主。

1962年，国家文物局与侯马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调查中发现了曲沃张村的战汉古城，同年翼城县清理出西周铜器墓，表明附近可能有重要遗存。

196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张万钟先生指导四名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进行试掘工作，这是曲村-天马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活动，彼时还未将此地与晋都相联系。

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为探索早期晋都晋文化，进行12次发掘，包括居住遗址和墓葬（曲村的邦墓群，曲村东北的晋侯墓群），发现这里遍布居住遗址，西部发掘了可能是晋国公族墓地和“邦墓”区。

1992~1994年，对遗址中部的晋侯墓地进行了5次发掘，清理了8组17座大墓，其中4组10座大墓完好无损，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等，许多青铜器的铭文载有晋侯名号。

2005~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新发现的羊舌晋侯墓地进行调查发掘，探明的5座大墓已清理了1组2座，另有3座分组尚不明确。考古认为，羊舌晋侯墓地是北赵晋侯墓地的继续。

天马村在遗址东部，曲村在遗址西部。遗址范围包括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自然村，包括墓葬区在内，总面积约为10.64平方千米。

晋文化遗存几乎遍布整个曲村-天马遗址，其居住遗迹有房址、水井、陶窑和灰坑，并有大量墓葬。墓葬是天马曲村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曲村村北和村西的墓地和北赵晋侯墓地，前者为晋国的“邦墓”区，后者为晋国的“公墓”区。

车马坑的形制有长方形和“T”形两种，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的面积大，放3辆车和10多匹马。“T”形的为1车2马。马身上无马具，车上的铜构件除车外其余都置于墓内，个别坑内有御者殉葬，葬式为俯身葬。车型结构与其他地方出土的同期车辆相同，单辕独轴。

通过对遗址和墓葬的分析研究，可将它们综合分期为八段：第一段属西周初年，最晚不晚于成王。第二段西周早期，其上限可早到成王，下限不晚于昭王。第三段约为西周中、晚期之间。第四段、五段在西周晚期或东、西周之际，下限不晚于春秋早期。第六段下限应在春秋中期，约公元前7世纪。第七、八段与侯马晋国遗址早、中期的年代相同，即从春秋中期至春秋战国之交，约公元前600一公元前500年。

曲村-天马遗址中出土有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时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北赵的晋侯墓地已发现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4座陪葬墓、数十座祭祀坑，并探明5座车马坑，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等随葬品，其中部分器物带有铭文。墓内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装饰华美，是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器。

从学术研究看，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推动了西周与晋国的年代学讨论，对早期晋文化的面貌有了直观的认识，为进一步探索晋文化的来源与发展、晋国与宗周及其他封国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线索。晋侯墓地的发现为了解西周时期的丧葬制度和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极佳的材料，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推动了古文字、冶金、制玉工艺、原料来源与区域间文化交流等问题的讨论。

对于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曲村-天马遗址也有着重要贡献。据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的六次发掘中，有147位北大不同年级的学生在此实习。曲村-天马遗址的考古工作也让考古工作者积累了发掘、记录和报告编写的经验，提高了田野考古工作的水平。

1996年11月20日，曲村-天马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10月，曲村-天马遗址入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1年10月12日，曲村-天马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曲村-天马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曲村。

周一至周日08:30一18:30。

曲沃县人民政府距离曲村-天马遗址17千米，建议驾车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