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哲甫（1894-1970），直隶（河北清丰，现属河南）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清南边东中心县委书记、直南特委统战部长、翼鲁豫边区行署主任、中共中央党校五部副主任、晋莫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建国后，任平原（今属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1970年12月23日在济南病逝。

晁哲甫，原名晁登明，又名晁董夫，河南省清丰县六塔集人。1894年12月3日生于破落地主家庭，父兄兼营小商。他10岁入学，1910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接触到《新民丛报》、《国风报》等进步报刊，目睹当时政府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的残酷现实，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思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校长却不许学生看有关武昌起义的报道，不许剪除头发辫子。晁哲甫等进步同学非常气愤。在京津学生的鼓动下，他们组织了一个全体学生参加的“乐群会”。晁哲甫被推举为会长，率领同学们向县教育会请愿，要求撤换校长、教员，掀起了清丰县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由于反动当局袒护校长，运动失败，他被记了两次大过。在一位老肺的资助下考入大名中学。因借贷无门，中途被迫停学，又生了一场大病。后得到三哥的支援，勉强读完。

1917年，他投考官费的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为地方学阀（即所谓保定派）所把持，校长教师大都抱残守缺。课程是经史子集，教的是旧道统。入学后，他对课堂讲授的内容毫无兴趣，闷网不乐。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读《民权报》和章太炎、谭嗣同等人的文章上。1918年，他托人从外地代买了两本《新青年》，读后感到“象暑天吃了冰淇凌一样痛快”，从中受到了启发，看到了光明，越读越带劲。同学们讥笑他“着了魔”，他认为这个“魔”是必要的。同时，从这时起他和谢台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经常在一起谈新文化问题。由于政治见解的一致，思想感情融治，他们已成为携手并肩战斗的战友。五四运动爆发后，高师和保定的其他学校一同罢课。学潮虽然被镇压下去，没有形成大的运动，但这使他更加坚定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时建主义的旗帜下。

1920年，他高师毕业，抱着以“五四”精神教育学生，传播新文化的雄心，在河南淮阳第二师范提倡白话文，教学生读小说、杂文等，两个月就遭到辞退。接着，经肖议三介绍，到北京香山慈幼院教书，又因病回家疗养。1923年，谢台臣到大名创办省立第七师范，担任校长。晁哲甫应邀到大名协助筹办，初任训背生任，后任散务主任，王振华作训育主任。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广招人才，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这所学校一开始就摒弃了旧教育制度的一套，提倡教育改革，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探索实行新教育的途径。

1926年暑假后，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冯品毅应邀到大名七师，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晁哲甫当时不是党员，当他知道学生中有了共产党，内心感到高兴，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刘大风等党员到武汉参如革命工作，对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多方支持。1927年4月，北方区委派李素若到大名任特支书记，七师党组织迅速发展。不久，晁哲甫、谢台臣、王振华等一起加入了党组织，大名七师完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培养了大批骨干，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晁哲甫入党后，对当时已前进到豫北的北伐军曾寄予很大希望，积极鼓励学生响应北伐，组织学生中的党团员回到本地开展活动。为迎接北伐军，他奔走联络，在老家清丰参加军民联欢大会发言祝贺。后来听到蒋、汪相继叛变，即提出隐藏地发展我们的工作。1929年春，因红枪会攻占大名城而被迫放假1年多的大名七师复课开学。这时，濮阳县发生了地主劣绅操纵民团袭击群众大会，将原七师学生、濮阳县委领导人赵纪形、刘议生、王卓如、李大山等人速捕的“温邢锢事件”。晁哲莆立即以治病为名到北平、天津，利用各种关系，进行营救活动。七师复课后，多数学生经受过实际斗争的锻炼，进步要求更加迫切。晁哲甫首先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自治会便成了县委在校内开展工作的公开合法机构，给党在校内外进行工作创造了极为方便的条件。他还亲自去北平、天津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又大量购买《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供学生自由阅读。这样，七师实际上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干部学校”。党的活动经费困难，他就减少对家庭的供给，每月拿出二、三十元交给组织，必要时随要随拿，需要多少拿多少。不但大名县委的经费主要依靠晁哲甫、谢台臣等同志供应，连邢台中心县委、直南特委的经费有时也靠他们筹集。

1930年初，在七师300多名师生中，党团员已发展。到100多人，连同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革命力量已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成为大名一带“共产党的活动基地。”当然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内办成这样的学校并非易事。那时直南党组织因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和作法，七师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军警的注意。1929年秋的一天夜里，驻军突然闯进学校，借口在邮检中查到七师一封污辱孙中山总理的信，大肆搜查，并派一个营的兵力把学校包围5昼夜，抓去师生10多人。晁哲甫也遭到传讯，但他不畏艰险，沉着镇定，与县委随时通报情况，研究对策，及时转移文件，使敌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党组织和学校安然无恙。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中共直南党组织“左”倾错误日益严重，要求以七师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晁哲甫和谢台臣实事求是地向党组织提出建议：党的力量薄弱，暴动的条件不成熟，没有成功的可能，如若暴动，势必招致不应有的损失。主张利用七师阵地，隐蔽地发展组织，培养干部，以待时机。晁哲甫还亲自天津找省委报告工作，申明已见。然而伸们的正确意见反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组织武装暴动的障碍”，竟宜布开除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人的党籍。这个打市虽然使勉们的思想十分苦恼，但丝毫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做。虽然他在组织上被开除党籍，但在思想行动上，仍然孜孜不倦趣为党工作，被迫离开七师后，他到邢台师范任国文教员，经常在经济上接济从事地下话动的党员。当时在直南特季工作的李尊荣同志，因无银买车票，扒火车被轧死，他闻讯非常难过，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去了我那里两次，为什么不拿几块钱走呢？遭这样惨死，自愧关心不够。”

1938年春，受王振华校长邀请，晁哲甫又到七师重任教务主青年。这时，学校斗争更为复杂。训育主任黎琴南以托派关系进入七师，企图把七师变成他们的阵地。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托派就利用这个机会，积极活动，在课堂上、周会上大肆散布其观点。晁哲甫当时还不了解党对这一事变的政策，便坚决地以“一致抗日”的理由驳斥托派谬论，予以消毒。托派对此大为不满，背地里仍在放毒。晁说服校长王振华把这个托派分子驱逐出校。北平托派因此骂他是“专制魔王”，企图鼓动风潮，晁哲甫坚决顶住。不久，他与直南党的负责人张玺取得联系，弄清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更加坚定了与托派斗争的决心。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巩固了革命教育阵地。

“七·七”事变爆发后，晁哲甫恢复了党籍，投入了抗日洪流。全面抗战开始，学校停课。为了培养抗日干部，他和王振华、孟夫堂（大名十一中学校长）共同研究，在七师开办短期训练班。他亲自拟定教育计划，对爱国的青年学生，进行抗战理论、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的教育。不久，国民党保安队占据了学校，他就把学生以县为单位组织起来，派回农村去作抗日宣传工作。他自己也奔走在南乐、清丰、大名等县，高举抗日旗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2月，清丰、南乐县城失守，两县委撤销，另设清东、清西县委，晁哲甫担任清东县委书记，县变机关设在他的家里。工作以发展武装，组织发动群众为主。这时，他集中力量抓紧组建清丰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等项工作：在清丰城东，他联合开明士绅，收集民间和旧民团的枪支，建立清丰县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激自拟定组织办法并贯彻实施。自卫团设立一整套政治工作机构，大队设教导员，中队设指导员，小队设训练员，除站岗放哨、军事训练外，每天都安排一定时间学习政治。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最后自卫团发展到四个大队，12个中队，一千四五百人。维持了社会秩序，震慑了汉奸活动。

为筹措经费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他变卖了家产，他是训练班的领导者，又负责讲课，还承担后勤供应。第一期招集学员57人，多数是抗日热情很高的小学教师。经过短期训练大都分配到自卫团里作政治工作或军事骨干，接着又办了第二期，学员100多人，训练过程中配合自卫团夜间出动，到濮阳柳屯一带破坏敌人交通，割断敌人电话线，同时发展了党员和民先队员。训练结束，一部分充实到自卫团扩大抗日武装，一部分到农村组织发展抗日民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地方上的主要千部。

他下大力争取、分化一部分上层绅土，多次粉醉反动分子降日阴谋。一次是1938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六），晁哲甫由山西返回清丰，途中了解到，旧政府的一些人想进城给敌人作事，想拉更多的人下水，要开第三诈会议，并作好了打五色旗进城的准备。晁哲甫认为这是集体投敌必须制止。他就凭过去者同学老熟人等社会关系，讲形势，讲前途，讲利害关系：说服了两位老同学(一个是旧政府的建设局长，一个是区长)。接着到城东与儿个有影响的大绅士，开诚相见，晓以爱国大义，终于制止了这次集体投敌的活动。第二次是3月初。清丰县城维持会的一些反动分子，想把自己搞成“双保险”，脚跟站在敌人方面。他们以“防匪”为名，向全县的士绅发信，在城内开会。晁哲甫在开会的当天深入虎穴，面对各式各样的章绅地主义正词严的指出：“日本正在中国杀人放火，我们能设什么变际股去和日本打变道吗？毕竟我们还是中国人吧，”于是，推举晁哲甫等去见丁树本。丁树本这时正在和中国共产搞联合抗日，便给清丰的士绅们写了一封长信，指出：如果妨害抗日大局，无论是谁都要依法制裁。晁哲甫带回丁树本的信，反动分子个个目瞪日呆，连那个维持会长也慌忙表示自己不是汉奸。事后县西的一些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和如九、马松泉等主动向晁哲甫承认错误，检讨自己认识不清。通过这些斗争，打击了汉奸和豪绅地主，争取并团结了更多的人一道抗日。

国民党政府军队南逃，冀鲁豫边区各县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县长、区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接着成立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安法乾任专员，晁哲甫作参议室主任，并创建冀鲁豫中学，担任校长，很快办成了一个有300多人的学校。这所学校历经战争、饥荒的考验，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

1940年6月10日（农历五月五日）日军集中较大兵力对冀鲁豫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占据了各县县城，石友三等部又卷土重来，加上土匪蜂起，敌伪操纵的会道门遍及各村，在该地区开展抗日工作极为艰难。为了争取、瓦解会道门，晁哲甫冒着生命危险在清丰、濮阳一带四处奔走，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指出日军和汉奸是敌人，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自已的军队，不能听信谣言，不能上当。他的宜传起了很大作用。参加会道门的群众逐渐觉悟，积极为抗日工作。

1941年初，晁哲甫任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主任，亲自主持召开全区县长联席会议，明确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基本政策。不久，日军纠集数万兵力，对沙区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边区军民开展了积极地反扫荡斗争，领导机关冲破层层包围，安全地转移到清丰、南乐边境。同年7月1日，成立新的冀鲁豫行署，晁哲甫为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为副主任，工作范围扩大到7个专区40多个县。这一期间，他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3年7月，晁哲甫领导下的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发展民兵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号召对敌开展普遍的地雷战、麻雀战或黄蜂战以打击敌人，封锁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配合主力军进行反攻。要求大量发展民兵，吸收积极分子到民兵中来。广大农民从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纷纷要求参军参战，组织民兵，自卫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牵制和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据1944年统计，全边区有民兵103300多人。在几次战役攻势和反扫荡作战中，民兵和自卫队正式配合作战的达4万5千人。全年民兵共作战1898次，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54人，毙伤伪军900多人，俘伪军500多人，争取伪军官兵反正230多人，查获敌伪奸细484人。

解放战争胜利发展，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中央决定撒销冀鲁豫边区建制，建立平原省。晁哲甫担任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中共平原省委员会委员和统战部长。1949年8月，晁哲甫肩负着新的使命，由华北人民政府到新乡就职。他立即亲自主持召开省府委员扩大会议，听取了所辖各专区的情况汇报。他和省委领导同志一起，认真分析了平原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大力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总方针，重点在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及各种有前途的副业生产，以增产粮食与经济作物（棉花、花生等），使农民很快富裕起来，为发展城市工业生产准备前提条件。同时以相当力量，注重城市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发展文化教育，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加强社会治安工作，彻底肃清匪特，以保卫生产建设。在未完成土地改革的恢复区与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的新区，则要实行结束土改或进行土改，并结合进行建政工作。

经过全体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平原省胜利地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治理黄河，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和生产救灾等工作，以保证生产建设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短短的三年内，全省社会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获得了很大成绩。在282万人口的地区中，土地改革工作全部完成，全省迅速转入大生产运动。全省反革命骨干分子受到应得的惩处。三年中民兵发展到763万人。民兵组织在镇压反革命、保卫地方治安、保卫经济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开展。晁哲甫明确提出在全省范围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农业生产上来。经过全省人民的努力，1950年秋，工农业生产恢复并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全省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为迎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撤销平原省建制，将所辖新乡、安阳、濮阳、聊城、荷泽、湖西等专区和新乡、安阳市分别归属山东、河南、河北三省领导。1953年起，晁哲甫调任山东省政府副省长、省府党组副书记，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他在山东工作18年，仍和在平原省工作时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给山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以后，“左”的思潮日益泛滥，但晁哲甫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保持了头脑的冷静。“大跃进”时期，他见报纸上发表一些浮夸性的材料，看到大炼钢铁运动，引起无限思虑，“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能行吗？”告诚身边的同志：“不要去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