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是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初载于1932年11月《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江南的一个普通农村里。勤劳善良的老中农老通宝和他的小儿子多多头、儿媳四大娘等一家人，怀着十分希望又恐惧的心情，投入了春蚕的大搏战，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春蚕收成”中偿还借贷。早在蚕事准备时期，为了给蚕儿准备足够的桑叶，老通宝以二分半月息的高利息，借钱买了二十担桑叶；蚕儿上山前，还需要三十担叶，这时行情飞涨，老通宝硬着头皮把他家最后的产业——出产十五担叶的桑地作抵押借了新债，他相信只要春蚕丰收，就有希望偿还一切债务。经过一个多月没日没夜的拼命劳动，春蚕真的丰收了，老通宝获得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的好蚕花，收的茧子竟有五百斤之多。谁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茧厂关了门。村子里没见着半个收茧人，却替换着来了债主和催粮的差役。老通宝无可奈何，只好摇船到当时最大的缫丝工业城市无锡去，忍痛贱卖了上好的茧子。实得的钱除去路费，还不够偿还买青叶借的债。就这样，老通宝和他们全村，都因为春蚕丰收反而欠了新债。

时代背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由于蒋介石的投降帝国主义，以四大家族为首的江浙财阀和原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因此，中国的农村，尤其是江浙一带，开始发生急剧变化。1929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帝国主义势力逐渐侵入中国农村，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与此同时，中国的封建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业资产阶级也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战争的影响、高利贷者的盘剥共同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农民的破产，以至于出现了“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悲惨景象。

个人背景

茅盾从小就是在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盛产蚕丝的市镇上长大的。他跟一些蚕农早就有所交往，再加上他家又十分爱好养蚕，这就给了他丰富的养蚕知识。写作之前，茅盾还和一位类似老通宝这样的蚕农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更增加了不少活的感性知识。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茅盾曾回到浙江老家乌镇，亲眼看到了那么多辛苦的蚕农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情景，愈加激发了他从事创作的情思。

茅盾在《我怎样写〈春蚕〉》一文中叙述了他的构思过程：“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一就是中国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有苛捐杂税之困），丝厂主和茧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了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它和茧行也常常是一体）操纵叶价，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老通宝

老通宝是一个质朴、善良、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的农民的艺术典型。他出生在清末，亲身经历了从自耕农下降为贫农的“败家”过程，生活经验和现实教训，使他隐约意识到自已生活地位的下降都是因为“洋鬼子”的缘故，“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因而仇恨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同时，他又深受封建观念的毒害。他是一个安分守己、勤俭刻苦的人。他在长期贫困生活的煎熬中，总是逆来顺受，承认现存的制度是合理的。他不甘于贫困，想方设法摆脱，竭力挣扎，他相信勤劳可以发家，幻想着通过辛勤紧张的劳动获得丰收，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蚕茧的丰收使他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和贫困之中。尽管他隐约约地觉察到“真正世界变了”，但并没有激起他走向反抗的道路。

多多头（阿多）

老通宝的小儿子多多头是正在觉醒的新一代农民形象。他与老通宝完全不同，活泼乐观爽朗热情。他不相信“蚕茧好”和“田里熟”能改变农民的穷苦命运，他对现实不抱任何幻想，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他不相信老通宝那些“鬼禁忌”，对于被人们鄙弃的荷花，他不仇恨也不歧视。但他不明白自己应该走什么路。多多头和老通宝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代农民两种不同生活道路的冲突。

荷花

荷花在小说中是以一个受人歧视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出现的。她原是城镇老爷家的婢女，后来嫁到村子里，对象是一个半老头子，还不满半年的时间。荷花因为婚姻的不满，爱和男人们胡调。她的嘴又不肯让人，再加上她对农业劳动还不熟练，这一切都使她在群众中显得孤立，受到人们的轻视。小说在描绘这个人物的时候，既表现了她的不幸，也突出了她性格的倔强。

小说着重描写了蚕农老通宝一家由小康趋于贫困、破产的过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奸商对广大农民的层层盘剥，尽管老通宝一家在养蚕时节不分昼夜、忍饥挨饿地忙碌不停，用血汗换来了春蚕的丰收，但因为叶价飞涨，茧厂倒闭，雪白的蚕茧竟卖不出去，还“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春蚕丰收而成灾，小说围绕这一中心事件，追溯“世界到底变了”，而且“越变越坏”的渊源，鞭辟入里地剖析了“丰收成灾”的社会根源，用高度的艺术概括反映了“一·二八事变”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深刻揭示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

就作者对题材的开掘和反映“丰收成灾”这个主题的深广程度而言，《春蚕》的思想成就是当时其它同类题材作品所不及的。这一方面表现为作者不只是典型地反映出丰收了的农民反而破产了这一违反常规的事实，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作者敢于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把农民的出路作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提出来。作者以他笔下的主人公老通宝和他的小儿子多多头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说明面对“变”的现实，如果仍是因循守旧，不改变思想，哪怕再拼命奋斗，获得丰收，也不能摆脱破产的厄运。这“越来越坏”的现实，把千百年来农民一直在走着的希望之路堵塞了。而要改变这种境况，只有像多多头那样，面对“变了”的现实，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道路，寻找反抗斗争的方式。小说勾勒出两代中国农民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及所走的不同道路，展现了觉醒中的中国农村新一代农民形象，从而揭示了农民走上反抗道路的历史必然。

小说在结构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情节线索安排得错落有致，虽然只是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但它所概括的生活容量是相当大的。从总的方面看，小说对从太平天国革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都有所接触，有着历史的深度。小说中历史的深度又是通过对现实的广度的描绘来体现的。这就表现为小说的几条线索的交错和互相渗透，从横向上显示出生活的丰富多彩。以老通宝为代表的蚕农们对通过辛勤劳动来摆脱贫困窘迫的希望和“一·二八事变”以后的严酷现实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同时又写了老通宝和多多头父子两代人对待不合理的现实的两种不同态度的矛盾，老通宝和四大娘在“洋种”问题上的矛盾，以老通宝为代表的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较深的农民和由于被人歧视而形成变态心理并以特殊的方式向传统习俗进行反抗的荷花之间的矛盾，多多头和六宝、荷花之间的三角关系，以及借债买叶等五条次要矛盾。由于线索多，出现的人物也多，其中有名字的就有九个：老通宝一家人、荷花、六宝、张财发、黄道士。这九个人中大多数都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色彩的，那些出场而无名的村民、妇女和小孩，也是写得颇为生动的群体。

故事情节起伏相错，张驰交接，这也是小说在艺术结构上的重要特点。这就使小说情节波澜迭起，环环相扣。情节发展的起伏松紧，首先是由小说所描写的这群贫苦农民的处境所决定的，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心理情绪发展的表现，这也就给情节的起伏松紧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善于对这样的生活在情节上予以典型化地提炼和组织，善于安排人物的出场和处理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人物思想性格的矛盾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却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技巧。如小说开头写老通宝看到洋船生气，进而联想到媳妇四大娘及儿子们今年硬要养“洋种”，气愤地站起来，走回家去。仅从主题和人物矛盾的揭示上看，至此也可以结束第一个大段了，但作者接着又写老通宝看到稻田，看到“散着强烈的香味”的“黄金一般的菜花”和“白色的炊烟”以及“爆着绿叶的桑树”，并以此作为背景，写“那边田里又跳跃着来了”的孙子小宝，他于是又“露出笑容”，而且“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此处写出了一个有活力和生趣的场面，对前面只写老通宝一人回忆和思想的带着沉重气氛的场面，起到了调匀和缓和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往往在写到这些带有生趣、希望的场景之后，紧接着就着重写了一个关于人物的担心忧愁并由此而引起纠纷的场面，一次次作了终归要大失败的预示。情节发展的松紧关系正深刻地反映那种特定生活的辩证法，作者对此处理得是很有戏剧效果的。

小说在结构上之所以能够做到多波澜、多跌宕，还与细节描写有关。作者善于选择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细节和事物来作为一定阶段情节的中心点，构成一定人物的情绪起伏线索或纠葛线索，以此表现人物，并推进故事发展典型的细节，更有加强主题表现，加深人物性格的典型性作用。作者对某些细节的选用不但有此作用，而且是一再使用某些特征的细节发展成一定阶段的情节，构成人物情绪起伏线索。如大蒜头，这对引起老通宝在蚕事进行中的情绪起伏，表现他性格的固执、迷信之深沉，就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小说一再写大蒜头的生长和蚕花成长的情况不一致来揭示老通宝的惴惴不安的矛盾心理。老通宝今春比往年更虔诚地用蒜头来卜蚕事，由于过分的担心，以致“手也抖了”。明明是“乌娘”正路，老通宝却因看到大蒜头出得不好，“他的脸色立刻变了”。信神灵而不信事实，以及他的固执，过去若干年的失望的折磨，都表现在这里。因“洋种”问题而发生的老通宝和媳妇四大娘的纠葛构成的线索，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作者的插话在小说的结构中也有着重要作用。文学不是现实的机械的、纯客观的反映，任何作品都或多或少渗透着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评价，体现着作家的感情色彩。因此，当作家在对为他所认识和感受体验的生活进行描叙的时候，作者也会情不自禁地以自己主观的饱和感情的语言来直抒自己的心声，引伸了作品的思想，直接表示自己好恶爱憎。小说中作者插话往往是扣紧人物心情和故事发展而发的，有时甚至是作者的插话与对人物、事件的描叙交融在一起，不能分割，如“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这坚定的主张在街坊上很有名”，表现了作者按捺不住的情感，他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也和人物一致了。有时，插话还有总结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在对“收蚕”仪式描写之后的一段话：“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千百年相传的仪式！那好比是誓师典礼，以后就要开始一个月光景的和恶劣天气和恶运以及不知什么的连日连夜无休止的大决战！”这是对全村集体心理的真实总结，由于一次次希望之后又一次失望，就使得老通宝等人越到临近蚕事到来就越不能摆脱现实的阴影，现在有了新的大希望，也就同时产生了新的大担心。

此外，小说的语言形象生动，作者善于精炼细腻地运用语言，鲜明地突出人物的形象和典型环境。在景色描绘中往往注入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之情景交融，不仅含蓄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透露出江南农村的乡土气息。作者以细致精确的描写手法，力求逼真地在小说里再现现实。小说的发源地是江南水乡，它的大地、天空、河流、桑林、水田、人物、方言、风俗、习惯、景色等都是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能够闻到蚕沙的清香，嗅到桑叶的草腥味，听到蚕吃桑叶的沙沙声。这是作者专为故乡江南水乡绘制的一幅具有特殊感情的风情画。

《春蚕》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不朽之作，也是茅盾第一部站在贫苦农民立场上的作品。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又被翻译成各种外国文字，推荐到国外。但小说也一度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

1933年，小说被改编为同名黑白电影，由程步高执导，龚稼农、高倩苹、艾霞主演。2008年，小说被改编为同名剧情电影，由朱枫执导，李心敏、赵锦焘、李姝主演。

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子夜》书评：作者描写农村的本领，也不在描写都市之下。《林家铺子》（收在《春蚕》中），写一个小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层层剖剥，不漏一点儿，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私意这是他最佳之作。还有《春蚕》《秋收》两短篇（均在《春蚕》中），也“分析”得细。我们现代的小说，正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

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春蚕》是对当时中国形式的注释：它披露在帝国主义的欺凌及旧社会的剥削下农村经济崩溃的面貌。而这故事之屡获好评，也正为此缘故。可是这个“标准”的解释，并没有真正道出这故事成功的地方和它吸引人的地方。整个故事给人的印象是：茅盾几乎不自觉地歌颂劳动分子的尊严。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殖蚕，是一个古老而粗陋的方法，需要爱心、忍耐和虔诚。整个过程就像一种宗教的仪式。茅盾很巧妙地表达出这股虔诚，并将这种精神注入那一家人的身上。这种精神在老头子通宝身上显得最特出。他们那种敬天畏神的观念，加上那股勤奋坚毅的精神，正代表中国农民固有的美德。虽然茅盾原来的意思在排除这种封建心理，但由于他笔下那些善良的农民，那种安于世代相传的工作的情形是如此的亲切感人，这篇原意拟在宣扬革命的小说，反而变为人性尊严的赞美诗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老通宝的悲剧是双重性的：他陈旧的小农思想行为方式无法在近代社会变迁中作出合理的有力的反应，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又是以日益加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畸形形态给这种小农以致命的磨难。《春蚕》以浑朴沉实的艺术魅力，给中国革命志士提供的启示，不仅及于政治经济的层面，而且及于文化心理的层面，难怪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活的中国〉编者序言》中把它列为《阿Q正传》一类的“杰作”。

《春蚕》最初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第二卷第一期。曾与《秋收》《小巫》《林家铺子》《右第二章》《喜剧》《光明到来的时候》《神的灭亡》一起收入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5月初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春蚕》，书末有作者1933年3月20日写的短跋。现收入《茅盾文集》第七卷。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班。1916年后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民国日报》主编，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928年赴日本，1930年回国，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子夜》，中篇小说《蚀》（三部曲），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等，现有《茅盾全集》35卷本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