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谷梁传注疏》是清人十三经注疏中的一种，其内容是对《春秋》三传之一的《谷梁传》在吸取前人注疏成果基础上所作详细的补注补疏，网罗面广，内容翔实，考订精细，是研究《春秋》经与《谷梁传》的必读参考资料。

《谷梁传》虽成书于汉代，但地位于影响却远在左氏、公羊二传之下，虽在宣帝时曾一度被立为学官，但注家廖寥，终未成显学。自汉宣帝倡导迄于魏晋，注讲者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阐、徐仙民、徐乾、刘兆、胡讷、段肃等十余家，范氏有感于其注讲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不可观，又引《左传》、《公羊传》以解此经，文义违反，颇不利于后世，遂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采诸儒同异之说，又参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而成《集解》。

范注实际上是自汉抵晋《谷梁传》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对历代的注讲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整理，甚有功于谷梁学的研究与传播。书成以后，深为当时所重，亦是今存最早的《谷梁传》注解。范注以后，又有徐邈之注，故今本范注中，多杂有邈说。六朝以后抵唐初，再无学者为《谷梁传》作义疏，谷梁学的研究又一次□于沈寂。唐太宗时，士勋辅助孔颖达等撰修《左传正义》，乃以一人之力为范注作义疏，分肌擘理，刊削繁复，文清义约，对《谷梁传》作了第二次系统整理与研究，无论从哪方面看，其价值都远过于前人。但由于材料所限，可凭藉之书甚少，故较之出于众人之手的《左传正义》赅洽不及，并非士勋功力不及所致。

纵观杨疏，广征博引、对保存唐以前旧说颇具功力，但因不专主一说，故歧义屡出，乃至有注《谷梁》而贬《谷梁》之感，给后世学者说传疑传学风开了先河。总之，范注与杨疏为谷梁学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谷梁学的学术发展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代表着中古以前《谷梁传》一经的研究水平。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谷梁》一书原有经文十一卷，传文十一卷，各为单行。范宁作注，将经文与传文合并，始成注本十二卷。杨疏亦为十二卷，初亦单行，宋人始合注与疏为一帙，刊为二十卷，是为《春秋谷梁传注疏》。传本较多，有宋绍熙余仁仲刊本，陆有刊宋十行本，明刊九行本，清《四库全书》本，通行本为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

旧题战国撰；东晋范宁（339年-401年）注；唐杨士勋疏。赤或作喜、嘉，鲁（今山东曲阜）人，相传为子夏弟子。宁字武子，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官至豫章太守，反对何晏、王弼等的玄学，推崇儒学，为东晋著名的经学家。士勋为唐初学者，里第生平不详，曾任四门博士等职。

《春秋谷梁传》又称《谷梁传》或《谷梁春秋》，内容以解释《春秋》大义为主，为儒家经典之，旧题作者为谷梁赤，初皆口授，成书时间晚于《公羊传》，约在西汉时期始写定成帙。《谷梁传》与《公羊传》的渊源虽同出于子夏，但由于长期口授传习，后学多所增益，所以二家之说又有不同。

《谷梁传》解经，既有驳公羊说者，又有与其相矛盾者；《公羊传》解经，兼释《春秋》的“微言”与“大义”，《谷梁传》则只解“大义”，舍弃“微言”；《谷梁传》行文清新婉约，说理透彻，多有新意，文章优于《公羊传》，但却逊于《左传》。《谷梁传》与《公羊传》的相同之处，在于其体例完全一致。都是一问一答式逐层逐字阐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