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撰成于嘉定四年（1211），以诸国为纲，以《
春秋》所载事迹类编为目，前冠序，后附论断。第一卷为王朝及霸国，霸国之中黜秦穆、楚庄而保存宋襄，于晋文以下列自襄公至定公十君；并特附以
鲁国二卷，为周同姓之国；而特附以
三恪三卷，皆为周异姓之国。将秦、楚、吴、越列于诸小国之后。宋代为积贫积弱的朝代，内忧外患屡屡不断，特别是
南宋时北方半壁河山被金人占领，面对此情此景，讲伦常，讲君臣关系的宋儒在研究《
春秋》时，多有感而发，李琪亦不能出其外。书中所论，皆有目的。如议晋文借秦抗楚，晋悼结吴困楚，实则为徽宗时之通金灭辽而言。讥纪侯邻于仇敌而不能自强，则显然为高宗不事北伐复国而专事和议而言，其为文之用意在于鉴戒。至于称鲁已灭之后，直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宋室．南渡之弱。霸国之中退秦穆、楚庄而进宋襄，则自解
北辕之耻。置秦、楚、吴、越于诸小国之后，则又隐喻
攘夷一抑金尊宋之意。诸如此类作者通篇均属借《
春秋》以寓时事，大体与胡安国《
春秋传》同。并且，其思想亦与胡氏一致，既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于口头高喊要讨伐金人，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害怕战争，讨厌战争。所以，此书是宋儒挟带现实问题去发挥《春秋》
微言大义的最典型著作，对后人研究
南宋诸儒的心态，参证价值尤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