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案》是有明一代政治、经济、文化、武备等各方面文献，黄宗羲编纂。

关于《明文案》，王重民先生在其大著《中国善本书提要》中说：“考宗羲辑是书始于康熙七年，至十四年七月成书二百一十六卷。后阅徐氏传是楼所藏名集三百余家，又增广为《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也就是说，《明文海》是以《明文案》为蓝本扩充而成，但体例已与后者大为不同。据黄百家《明文授读发凡》，可以知道《明文案》以作者生卒先后为序列，选文间有注释和评论，体例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相仿佛，而与今本《明文海》迥异。

序

上篇（有明之文盛）

下篇（有明之文坏）

编《明文案》时，黄宗羲曾取其家藏明人文集五六千本，尽撷其精华而成书，可见其目标之高远，气魄之宏大。

分篇

《明文案》成后，宗羲又自为之《序》，分为上下两篇，是其编选明文的纲要，也是其文学见解和文学史思想较集中的反映和体现。《序》上篇论有明一代之文凡三盛，其人不及于前代而所选之文反过于前代：“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国初之盛，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而臣子哓哓之口舌，适足以为华阳之赤土。崇祯之盛，王李之珠盘已坠，邾莒不朝，士之通经学古者，耳目无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绪言。此三盛之由也。”

指出明代之文弱点

在详细地分析了明代之文三次兴盛的原因后，黄宗羲又指出明代之文的弱点：“某尝标其中十人为甲案，然较之唐之韩柳、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之牧庵、道园，尚有所未逮。盖以一章一体论之，则有明未尝无韩柳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则如韩柳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家，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在分析其原因时，《序》文中说：“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把明文衰落之原因归为读书人专注于功名事业，足见其眼光之独到，《序》文中还提出了黄宗羲的一个文学观点：“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讦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人也。”明确提出文学作品要写出作者的真情实感。

下篇

《序》下篇认为有明之文坏于何（景明）、李（梦阳），而王（世贞）、李（攀龙）继之，几乎枉尽天下之才。文中首先提出：“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不过中间有起伏：“自宋方以后，东里春雨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景泰天顺稍衰，成宏之际，西涯雄长于北，匏庵震泽，发明于南，从之者多有师承。正德间，余姚之淳正，南城之精炼，掩绝前作。至嘉靖，而昆山、毘陵晋江者起，讲究不遗余力，大洲浚谷，相与犄角，号为极盛。万历以后，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尝失先民之矩矱也。”对于近代，黄宗羲则说：“崇祯时，昆山之遗泽未泯，娄子柔、唐叔达、钱牧斋、顾仲恭、张元长，皆能拾其坠绪。江右艾干子、徐巨源，闽中会弗人、李元仲，亦卓荦一方，石斋以理数润泽其间，计一代之制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学力为浅深，其大旨罔有不同，固无俟于更弦易辙也。”应该说，黄宗羲对于明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把握得很清楚，而其立论也中肯而平实。

批评

对于何景明、李梦阳、王世贞、李攀龙，黄宗羲批评不遗余力：“今之言四子者，目为一途，其实不然。空同是沿袭左史。袭史者，断续伤气；袭左者，方板伤格。弇州之袭史，似有分类套括，逢题填写，大复习气最寡，惜乎未竟其学，沧溟孤行，则孙樵刘蜕之舆台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为议论则一。姑借大言以吊诡，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指出了四子为文好议论的毛病，其针对性是很强的。

评其功力手笔

黄宗羲编选《明文案》时，对于选中作家间有数行或数语评其功力手笔，颇有见识，对研究明文学者亦一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如评罗伦说：“一峰之文，刚毅之气，形于笔端，芒寒色正”。评程敏政：“篁墩以博洽为文，动有根底，大约与王华川相似，固是一时学者。孙慎行“淇澳以荆川为外祖，述其论文甚悉，而下笔则零星侧出，殊不相似。”五?“文亦驳杂。”或褒或贬，均能自成一家之言。

清代黄宗羲编。黄宗羲，字太冲，学者称其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00）生，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卒，终年八十有五。梨洲父黄尊素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明朝启六年为魏忠贤所诬，惨死狱中，这件事对于黄宗羲思想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宗羲少年时从刘宗周学习理学，十九岁时读完廿一史，逐渐形成重史重世务的学术理路。由于领头在反对阮大铖的揭文中署名，他同阮结下仇怨。甲申事变后，宗羲一度至南京，加入福王的小朝廷，旋即受到再被启用的阮大铖的迫害，回到浙东。从顺治二年至康熙六年间，他曾在鲁王以海部中直接参加抗清活动。后为赡养老母，获准返乡。当鲁王由健姚（今浙江海宁）移至翁洲（今浙江舟山）时，传说黄宗羲曾被召为冯京第副手乞师日本，至长崎岛，不得结果，被迫返回。

顺治七年，曾访钱谦益，在钱之藏书楼绛云楼读书。康熙六年以后，由于复明无望，黄宗羲在家乡开始了安静的著述生活。他恢复证人书院的传统，于康熙七年讲学于宁波，目的是纠正明人游谈无根的习气，主张学必以六经为根柢。十五年又讲学于海昌。晚年的黄宗羲足迹不出浙江，坚决拒绝朝廷的征召，过着一个遗民的生活。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中有接近近代的民主政治思想的地方，如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重新论述了“君”与“臣”的关系，其观点可谓冠绝当时，惊世骇俗。在哲学方面推崇王阳明，然而又重视实践，不以探索本体为然，对王阳明一派的唯心主义学说进行了匡正。

黄宗羲还倾力于南明史料的收集、辨别、整理和保存，并写下了《行朝录》、《弘光纪年》等历史著作。治史不尚空言，重视修史体例，对人物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其史学思想对后人治史影响甚巨。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海外恸哭记》、《西台恸哭记注》、《历代甲子考》、《匡庐游录》、《今水经》等，并于康熙二十七年编成文集《南雷文宝》，晚年卒前手定《南雷文约》。其诗作有《南雷诗历》，附于《文宝》后。他还选编《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后扩充为《明文海》，达四百八十二卷，并编有《明文授读》六十二卷。

在清代，《明文案》曾被列入禁毁书目，主要是由于其中有些词句犯了清统治者的忌讳，正如清朝军机处大臣上呈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查《明文案》系黄宗羲所录，皆明人各体古文，中间多有干碍字面，应清销毁。

《明文案》一书钞本现如今北京图书馆有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