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散文的取材较为广泛，后期散文的表现手法也较为多样，不少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小说、寓言、笑话、八股的影响。

明代的散文创作没有出现类似唐宋八大家那样杰出作家，但优秀的篇章还是不少。明代散文的取材较为广泛，后期散文的表现手法也较为多样，不少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小说、寓言、笑话、八股的影响。尤其是晚明小品,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从散文观念到创作实践都有显著的变化。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他们经历了社会动乱，创作较能注意现实。这种创作倾向，对扭转元末纤弱萎靡文风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代表作家有宋濂、刘基。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同时也有一定艺术功力。其中传记散文最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凸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等都是较为优秀的名篇。缺点是有时稍嫌冗芜。刘基的散文比较善长议论。他的《郁离子》，形式活泼，其中虽然夹杂一些陈腐的见解，但在揭露和嘲讽社会弊病方面，不少小品写得精悍警厉，鞭辟入里。另外，他的游记，清越幽秀，颇有柳宗元的风范。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成就较高。

以后能继承宋濂、刘基散文传统的是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噆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

但是，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当时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明文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杀”;另方面着意提倡理学,编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定为生员必读之书，并以此为内容进行八股取士。这种情况必然大大限制散文作家的视野，使创作逐渐失去应有的生机。内容贫乏、文气冗弱的台阁体也就应运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一时朝廷的诏令奏议皆出其手。他们的散文不少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当时不少文人得官后，往往模拟三杨的台阁体，应酬逢迎。除三杨外，黄淮、金幼孜的散文与台阁体相似，当时也享有盛名。当然，三杨的散文，其风格也有一些差异。如杨士奇步趋欧阳修，为文追求纡徐委备；而杨溥则力模韩愈，为文刻意遒古矜练。但他们散文艺术的共同弱点就是都写得肤廓、空泛。这是散文创作的低潮时期。

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他们在变革台阁体文风方面起了推动作用。茶陵派的首领是李东阳。他也是台阁重臣，“四十年不出国门”，生活范围并不广阔，所以他的散文创作，在内容的贫乏上，并未有多大改观。但他想以深厚雄浑的文风代替啴缓冗弱的台阁体，在表现艺术上与台阁体有所区别，有一定可取之处。如他写的《甲申十同年图诗序》刻画十人不同的情态，传神生动，是较好的作品。当然，真正从内容到形式给予台阁体以有力打击的首先还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的前七子。他们作品的内容较为充实，如何景明《何子》12篇、康海《拟廷臣论宁夏事状》等，都是针对时弊的议论散文。但他们的艺术追求是一味模拟秦汉文章，甚至故意佶屈其辞，地名也用古名，不足为训，所以，前七子散文创作的成就并不很高。

与此同时，也还出现了一些不为茶陵派、前七子所囿，但又能反对台阁体，成就较为显著的散文作家。先有马中锡，后有王守仁、杨慎等人。马中锡的散文横逸奇崛，王守仁的散文疏畅俊达,杨慎的散文渊博婉丽,都具有一定的创作个性。其中像马中锡《中山狼传》、王守仁《瘗旅文》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前者描写一个救狼反被狼噬的故事，寓意较深；后者是一篇对客死异乡三个陌生人的祭文，寄托着作者内心的悲愤。

随着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法度，世称唐宋派。他们虽然注意散文创作要学习唐宋散文所具有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但又强调能“自为其言”，要“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所以他们的创作与一味模拟秦汉者有显著区别。一般说来，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从字顺，朴素自然。尤其是归有光，善于即事抒情，描绘家庭琐事，真挚动人，“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像《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都是具有这样特色的作品。正是马中锡、王守仁唐宋派诸散文作家的努力，使明代散文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

当然，唐宋派自身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们的创作有时“搀杂讲学，信笔自放”，有道学气，迂腐平庸，索然无味。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和因素,所以未能深入人心,当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思潮再起时，他们的影响就几乎消失了。后七子的声势更盛，但他们之间拟古的程度却不相同。李攀龙模拟的程度更严重一些。而宗臣、王世贞在散文创作上，并不过分强调模秦拟汉，所以他们都有一些清新畅达的作品。尤其是宗臣写的《报刘一丈书》较为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其刻画奔走权门的无耻之徒的丑态，维妙维肖；描绘权豪的赫赫气焰以及门者的狐假虎威，亦淋漓尽致。

万历至崇祯年间散文从嘉靖末开始，封建社会进入末期，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萌芽，孕育出一股朦胧要求个性自觉的思想潮流。因此，这时期的散文作家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已不像唐宋派那样，只是改变一下学习的对象，变秦汉为欧、曾，而是站在文学应反映“童心”、“性灵”这样自觉的理论基础上，指出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扼杀创作个性的危害性。他们创作的散文，题材多样，形式也很活泼，摆脱了古代散文规矩的束缚，往往格局短小，但追求“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无论是叙事抒情、说理谈天,都信笔直书,流畅隽俏，其中夹杂着不少“怡人耳目，悦人性情”的诙谐和幽默。这一大批散文，一般都称为“晚明小品”。

其中像李贽、袁宏道、钟惺、谭元春、刘侗、王思任、张岱，都是风格独特、成就较高的散文家。李贽的议论散文，类似杂文，有强烈的战斗性，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嘲笑盲从孔子者的昏聩，笔调既辛辣又风趣。袁宏道对官场讽刺的书信，酣畅淋漓，形象生动，而山水游记则随意抒写，清新活泼。钟惺、谭元春、刘侗又是一副笔墨，他们追求幽深孤峭，往往以变换句式的方法，增强描绘对象的雕塑感。“与公安、竟陵不同衣饭，而各自饱暖”的王思任，其散文则“出言灵巧，与人谐谑”，充分表现这位“谑庵先生”的神采和风貌。张岱能兼采公安、竟陵两派之长,使散文做到既明丽清净,又刻琢精工。正是这些作家的努力，使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晚明小品有个很大弱点，虽然有些篇章有愤激、讽刺，但大多数文章都是表现个人闲适生活，内容较为单薄。有少数散文趣味低下，显得俚率、庸俗。

晚明时期,也还有一部分作者,继续恪守唐宋派论文主张。有的认为只有取经唐宋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如艾南英；有的强调文章应该祖述六经，思想较为保守，如张溥；有的仍然追随前后七子，以“兴复古学”为己任，如陈子龙、夏完淳。由于这些作家身处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刻，所以他们有些散文创作能突破自己论文主张的框框，写出了不少面对现实的作品。如张溥《五人墓碑记》表现苏州市民与阉党的斗争，写得质朴亢爽。又如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就义之前用血泪凝成的《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土室馀论》，感情充沛，悲壮动人。这些创作也为晚明散文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明代散文卷帙浩繁。重要的选本有明代程敏政的《明文衡》,其中选录明初至弘治期间的散文。清代黄宗羲《明文海》，选录文章较多，但其书旨在保存史料,所以不少文章文学价值不高。清代薛熙的《明文在》，主要以唐宋派古文为标准选录明代散文。至于汇编全部明代散文的总集，则至今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