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代叛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 旺代农民的“愚昧”、“保守”。从最直接的现象看，它实起因于共和国政府的政策与 农民的传统情感之间的冲突，共和国政府的过激政策无疑应负一定的责任。共和国政府 对旺代农民的镇压，不仅是拯救共和国的胜利，而且也是恐怖政策的过火表现。在近现 代世界历史中，“旺代叛乱”并非只是个别的现象。在革命或者现代化进程中，不难看 到一部分农民或者一部分弱势群体因维护自身利益而陷入与掌握着“革命”话语权的政 府相对抗的困境乃至绝境这种历史现象。重新探讨“旺代叛乱”，有助于深入理解法国 大革命以及世界历史中的“旺代现象”。

“摧毁旺代，瓦朗西安和孔代将不再受奥地利控制。摧毁旺代，英国将不再占据敦克 尔克。摧毁旺代，莱茵河将从俄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摧毁旺代，西班牙将受到法国南部 和西部胜利之师的联合袭击。摧毁旺代，里昂的抵抗将会停止；土伦将起来反抗西班牙 人和英国人；同时，马塞精神将提升到共和革命的高度。对旺代的每一次打击，都会在 封建势力和外国侵占的叛乱城市激起回应。”(p148)

这是1793年8月2日雄辩的革命家巴雷尔(Barere)演讲时的一段激烈言辞。他将法国大 革命中的“旺代叛乱”看成是事关革命成败的焦点和所有叛乱的中心。不止巴雷尔，当 时许多有识之士在旺代问题的严重性上已达成共识。有的人甚至还断言，假如革命失败 ，那一定是由于旺代的缘故。

旺代不仅仅在大革命时期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且在大革命后的百余年内依然如此 。(p208)为什么人们对旺代有这么持久的关注?“旺代叛乱”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 “旺代叛乱”这一重大事件，在中文著述(包括译著)中至今没有完整的论述。

本文试图对“旺代叛乱”的始末做一概述，并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以期引起对法国 大革命更深入的思考。

一　“旺代叛乱”的缘起

旺代位于法国西部，北接卢瓦尔河，西临大西洋。根据不同的地形，旺代省被划分为 上旺代和下旺代两部分。下旺代临近海岸，主要由沼泽地组成。上旺代则是森林稠密的 地区，山脉蜿蜒，峡谷、山涧众多，大部分人口散居在各个相互隔绝的小农场和村舍里 。这里土地肥沃，通过农业、牧业劳动来糊口并非一件难事。但这里同外部的交往并不 多，新思想很难渗透到这些地区来。

旺代农民安于现状，从不曾想过要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丝的改变。他们笃信上帝，热爱 教士。大凡涉及精神领域的一些事情，农民都会对他们的灵魂导师——教士深信不疑， 而且无所畏惧。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和教士之间的这种亲密依恋关系已成为旺代人的传 统了。而且，他们时刻准备着用鲜血来捍卫这一传统。旺代农民还把服从自己的领主作 为天职，根本不懂得把自己的利益和贵族的利益区分开来。此外，旺代农民生命中还蕴 藏着一股巨大的热情，那就是对家乡的热爱。他们只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家乡并且老死在 那里。为了坚持他们有住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的权利，他们愿意拿起武器；为了保卫他 们的家园，他们情愿流血牺牲。

这些纯朴、强悍、迷信宗教而又忠于旧秩序的旺代农民，对于与他们的地位无关的革 命是无法理解的。更何况，大革命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夺走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者 。如1792年6月30日，旺代政府下令逮捕全部未宣誓的教士；8月26日，国民公会下令凡 60岁以下的反抗派教士在15天内必须离开法国，年老有病者则监禁在首府。

最令旺代农民难以忍受的还是共和国政府的征兵令。在旧制度下，军队是为保卫国王 的荣誉和财产而存在的，而非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参军是一种特权，而非公民的义 务。但大革命以来，人民被要求以民族利益为重，为捍卫国家独立而奋斗。闭塞的旺代 农民，根本无法理解巴黎政治家们高喊的爱国主义口号，不愿履行共和国政府强加给他 们的种种义务，更反对远离家门参军打仗。所以，旺代在1793年1月份国王被处死之时 仍未拿起武器，而3月10日征集30万军队的命令一下，不少地方却同时暴动。这正表明 这次征集直接引发了旺代农民暴动，同时也解释了托克维尔提出的在保王意识最薄弱的 旺代和布列塔尼却发生保王党叛乱的吊诡现象的原因。(p159,210)

当然，在“旺代叛乱”中起领导作用的大多是贵族。这些贵族参与旺代农民暴动的目 的是为了复辟波旁王朝，恢复旧秩序，维护自己的封建特权和利益。但他们只是在农民 暴动发生后才加入起义队伍，而且事态的发展表明他们也无力左右这支旺代农民大军的 命运。

2 回复：“旺代叛乱”述略

二　旺代战事的进程

“旺代叛乱”从1793年3月10日下旺代的马什库尔起义和上旺代的圣弗洛朗起事开始， 到12月23日旺代军被彻底击溃为止，历时9个月，辗转了旺代、曼恩—卢瓦尔、普瓦图 、昂儒、布列塔尼、诺曼底等广大地区。这场战争惨烈而又悲壮，愚蠢却又辉煌。

纵观旺代战事进程，笔者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旺代军的早期胜利，战局不定 、互有胜负和旺代军走向毁灭。

(一)旺代军早期的胜利

第一阶段从3月初暴动开始到6月旺代军进攻南特之前，为旺代军的早期胜利阶段。在 这一阶段，各地起义的农民军大多分别领导、独立行动。下旺代由海军军官夏莱特(F.A .de Charette)指挥起义，上旺代先由平民卡特利诺(Jacques Cathelineau)、斯托夫莱 (Stofflet)做起义军的领袖，后来又选定贵族邦尚(Marquis De Bonchamps)、德尔贝(the Marquis d'Elbee)、拉罗什雅克兰(Marquise De La Rochejacquelein)、莱斯居 尔(Marquis De Lescure)、塔耳蒙(Prince Philippe de Talmont)等来领导起义军。卡 特利诺说：“让贵族领导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更懂得战 略和战术。”(p49)此外，贵族在这封闭的偏远地区还得到农民的爱戴和信任，由他 们来领导被认为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在早期，农民与贵族之间能够进行较好的合作 。这十分有利于旺代军的胜利进程。他们接连打败平叛的部队和国民自卫军，相继攻占 了肖列(Chollet)、布雷絮尔(Bressuire)、图阿尔(Thouars)、索缪尔(Saumur)、翁热( Angers)等城市，并进逼西部重镇南特(Nantes)。

旺代农民的起义并没有进行精心的策划，也未做长期的军事准备，然而旺代军却能节 节取胜，逼得共和军连连败退。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推究。泰勒指出：“起义的时间并非 刻意选择的，而是紧迫的形势决定的。然而，这一点恰恰给叛军提供了成功的可能，要 不然就不会有此机会。”(p25)确实，就共和军方面来说，当时的旺代并没有足以防 御的力量。一支被认为在前线战斗力最弱的几千人部队，几个营的国民自卫军，这些就 是赖以镇压旺代农民军的所有力量。旺代各地农民几乎同时举行暴动，使共和军猝不及 防，同时巴黎方面也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派出大量的增援力量。这样的局势 ，使得旺代农民军的最初胜利成为可能。

当然，仅有上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旺代农民军的步步进逼，共和军的一再溃败还 有其他诸多原因。首先，旺代农民军熟悉作战环境，与共和军相比处于有利地位。旺代 地区地形复杂，森林、峡谷密布，而森林向来是“法外之地，是盗贼等不逞之徒的天堂 ”(p116)，也是“弱者的避难所”(p117)。在这样的地方打赢一场战争是不容易 的。要是广大将士对地形不熟悉，仅靠不确切的消息或凭猜测去做决定的话，那取胜的 难度就更大了。对共和军来说，旺代的乡村就像一个迷宫，既深又暗。即使是主要的道 路，大多数也在两旁围了篱笆。一个陌生人若想从路的一侧穿到另一侧去，那他首先必 须找到林中的蜿蜒小路。即使找到了，那也是非常狭窄的，不能通过任何比乡下人的手 推车更占空间的交通工具。而旺代农民军却可以躲在篱笆背后或藏在峡谷里以逸待劳地 阻击进犯的敌人。他们还通过喊叫声，利用敌人对他们人数的不确定以及在暗处的连续 射击，在共和军队伍中制造极大的恐慌。但是，如果共和军组织反击，那么这些旺代人 就会在一瞬间全部消失不见。因为他们已通过荒僻的小路返回家里，并在家里关注着战 事，同时耕耘他们的田地，直到要求武装的警钟再次响起。

天时地利固然重要，但人的因素更是关键。旺代战争早期旺代农民军取胜的第二个原 因就是他们的勇敢无畏，而共和军很大部分却斗志不坚、畏首畏尾。旺代军装备落后、 纪律性差、经验不足，但他们却能以热情、不畏艰难、不怕死来弥补不足。他们衣衫褴 褛，饥肠辘辘，缺乏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但他们仍然斗志昂扬、高唱圣歌；他们缺少 枪炮，大多以军刀、镰刀、镐头、木棍对抗敌人的炮火，但只要指挥一声令下，他们就 会不顾枪林弹雨前去抢夺敌方的军用品。4月份，第二次丰特内(Fontenay)战役中，当 一名炮手报告炮兵指挥官弹药不够并要求再给予一些时，这位军官指着共和军炮台回答 说：“弹药在那里。”十分钟后他们得到了那些弹药。(p85)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共和军的部分守军。一名共和军军官在图阿尔失守后抱怨说，一些守城者对共和事业并 不热心，而且应他要求派来增援的尽是农民，这些人不是投入战争，而是四处逃散，甚 至反过来与共和军作对。

旺代农民军不怕死的勇敢品质是和他们领袖的骑士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旺代领袖身先 士卒、敢于牺牲，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这是早期胜利的又一原因。在攻打索缪尔的 激烈战斗中，当身为指挥官之一的拉罗什雅克兰看到战争即将结束但敌人却负隅顽抗之 时，他便带着4名军官冲入城内，然后选定一座剧院，背靠着墙，向四处逃窜的敌军射 击。他们还夺得两门大炮并用它们来杀敌。敌人很快便朝图尔(Tours)方向撤去，拉罗 什雅克兰和赶上前来的六十多名战士一起将他们逐出很远。当他返回缪索尔时，他欣喜 地看到2.5万人的大军已经拥入该城。这些勇敢的将领为了激励士兵，有时还会使出奇 怪的招数。第二次丰特内战役是在形势对旺代军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敌军的 强烈炮火，莱斯居尔发出了进攻的信号，但旺代军却犹豫不前。这时只见莱斯居尔一人 冲向前去，挥动着帽子高呼“国王万岁”。当敌军用一阵弹雨来回答他时，他已经毫发 无损地回到他的军队之中，只听他高声喊道：“你们看哪，那些共和军不知道怎样射击 。”听了他的话，农民军一拥而上，最终取得了丰特内战役的胜利。(p86)

跟他们相比，共和军的将领们有着更多的顾虑。在大革命期间，对将领来说，战败与 其说是不幸，还不如说是犯罪。旺代战争早期被派往平叛的贝律耶将军(General Berruyer)由于没能阻止叛乱的扩散，国民公会便以贻误战机罪解除他的总指挥一职， 并被公安委员会召回候审。索缪尔一战中吃了败仗的凯蒂诺(Quetineau)将军，回到巴 黎后即被送上断头台，甚至还累及了他的妻子。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共和国将领们在决 策时就多了几分顾虑，或者互相推诿，结果是真的贻误了战机。而且，共和国还常常有 派别之争，吉伦特派代表和山岳派代表不能协调、合作，也对战略造成消极影响。

攻占索缪尔后，旺代领袖们就何去何从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斯托夫莱主张向巴黎 进发；拉罗什雅克兰倾向于前往图尔，让法国中部各省的保王大旗也树起来，带动他们 起义；莱斯居尔和其他部分人希望朝海上挺进，以便得到英国支持，邦尚和德尔贝一心 想着进入布列塔尼。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这支农民大军是不愿意离开家乡的，所以最 后决定攻打西部重镇南特，以期更加稳固地保有旺代地区，控制卢瓦尔河。

进攻南特之前，旺代军已一举攻下了城市翁热。随着旺代军的一再胜利，局势也正发 生着变化。由于面临强大的共同危险，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认识到不能再让派别分歧削 弱自身的防御力量，他们之间实行休战和解。这对共和军来讲是一大幸事，但更为有利 的还是旺代军内部的变化。这时的旺代军已不是不久前的旺代军了。农民们满足于已取 得的成就，不愿意再作牺牲。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目的已达到，即：不用远离家门去服 兵役，也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教士。因此他们对为什么还要继续作战大惑不解，甚至干 脆返回家去。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旺代军开始了对南特的进攻。战斗中，统帅卡特利 诺这个农民军心目中的偶像不幸中炮。而当卡特利诺受重伤甚至可能很快会死去的消息 传开时，农民军一下子被恐慌和沮丧的情绪左右，他们开始了溃逃。

南特一役，旺代军兵员损失惨重，卡特利诺战死。米涅称这次进攻是“旺代叛乱得势 和外侵行为的终结”(p210)。此后，旺代战争进入第二阶段(7～10月)。在这期间， 作战双方各有胜败，旺代军方面上下旺代几度联手，但总的来说，旺代军的处境不断恶 化。

从后来的情况看，正是由于旺代等地的农民暴动，法国政府在政策上不断地加以调整 ，以改善与农民的关系，争取农民对政府的支持。譬如，在镇压旺代农民军的同时，雅 各宾派政府颁布了土地法令；再如，拿破仑与罗马教廷签订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是法 国大多数人的宗教。这些不都是对导致“旺代叛乱”的政策的修正和弥补吗?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对“旺代叛乱”的镇压发生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但激发“叛 乱”的1790年教士法和1793年征兵令分别是在制宪会议时期和吉伦特派时期颁布的。因 此，那种把法国大革命的“过激”完全归咎于雅各宾派的论述，似乎也值得重新考虑。

其次，对旺代军的镇压通常都被笼统地归入雅各宾派为拯救共和国所取得的军事胜利 。

诚然，就共和国方面来说，摧毁旺代对挽救共和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旺代军是各 地叛乱中规模最大的一支，而且它还打着“天主教王党军”的旗号，所以它的成败关系 着其他保王分子的进退。正如巴雷尔所说，对旺代的每一次打击，都会在其他叛乱城市 激起回应。旺代军的彻底溃败，很大程度上就使得共和国免于沦入保王党和入侵国之手 。

但是，就共和国所采取的斩尽杀绝、滥杀无辜的政策而言，旺代无疑是大革命的一个 不堪正视的创伤。围剿旺代军的战争给旺代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旺代战争中，估计共 有四五十万人被夺去生命，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p209)此外，它还造成了 事后多年的恐怖，十几个省的蹂躏，田园的荒芜，收成的毁败，村庄的焚毁，都市的摧 残，住宅的劫掠。旺代战争无异于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

旺代战争是一场用地方性反对中央性、以家园对抗祖国的战争，是局部与总体之间的 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旺代人尽管有地方主义，却并未组成特殊的人口。但这场战争却 发生在雅各宾派鼎力推行恐怖政策的风口浪尖上，以至于雅各宾意识形态把他们从人民 内部排除出，以为他们是一种特殊人口，是一个“土匪种族”，必须将他们彻底消灭。 从这一点来看，旺代是雅各宾派恐怖政策的又一个牺牲品。

最后，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旺代叛乱”不是个别的，类似现象并不难见到。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921年俄国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喀琅施塔得水兵不同于旺代农民， 他们是十月革命的突击队，在内战期间也一直是苏维埃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与“ 旺代叛乱”相同的是，喀琅施塔得叛乱也起因于新政府的政策——内战时期的余粮征集 制——对农民的伤害。而且，这次叛乱引起列宁在政策上的调整，直接导致了新经济政 策的产生。

由此，我们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地说有一种“旺代现象”。我们指的是，在革命或者现 代化进程中，可能会有一部分农民或者一部分弱势群体，因维护自身利益而陷入与掌握 着“革命”话语权的政府相对抗的困境乃至绝境。对于这种历史现象，我们不可以用“ 保守”、“反动”一言以蔽之。

历史不能提供未来的指针，但可以提供给现实中正在创造着历史的人们以借鉴的资源 。“旺代现象”不仅让我们掩卷叹息，同时也会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5/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北京　10008 4

朱爱青(1976-)，女，浙江台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刘北成(1949-)，男 ，北京市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