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逸之（1907～1982），山西省泽州府凤台人（即今山西晋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城特委书记、岳南专署专员、太岳行署秘书长、陕南行署主任。建国后，历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院长、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2年7月病逝。

时逸之(1907一1982)，又名赓昌，晋城市城区五龙河西村人，出身于商业家庭，幼时在本村小学就读，后又在城内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入晋城县获泽中学读书。在校时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活动。1926年经陈立志、孔祥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山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兼晋东南特派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初，中共晋城特委成立，时逸之任特委委员，同时任国民党晋城县党部执行委员。“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阁锡山也在山西搞反共的“清党”活动，原在晋城地区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均在通缉之列，中共晋城特委的负责人陈立志、孙思孝、陈荣先、王福裕均已出走，特委所属各县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时逸之同志仍在本地坚持工作。党组织派他去陵川、高平、长治、屯留等县联络党员，设法恢复党的组织。时到各县调查后向省委写了情况报告，省委指派他恢复晋城特委。不久，组成了以时逸之为书记的晋城新特委，继续领导晋东南地区的革命活动。

1928年初，中共山西省委遭到破坏，敌人从中得知晋城特委的情况，晋城特委第二次遭到破坏。时逸之及另外三名特委委员翟玉山、张茂甫、田运才均遭速捕，解往太原第一监狱。时逸之被判刑六年。1932年转往国民党山西反省院。

时逸之无论在狱中还是到反省院，始终坚贞不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从来不向敌人吐露党组织的任何情况，使敌人毫无办法。敌人要求政治犯每三个月写一份交待材料。让他谈对党派、主义、国家、政治的认识，逼共产党员交待组织状况，“悔过自新”。时逸之却借口对这些问题缺乏研究，专门写一些风云变幻的国际问题，这些应付性的文章却在狱方主办的《自新月刊》上连载了。这些文章后来经过修改，由天津良友书局以《日美战争与太平洋》为书名出版发行。

1936年6月，时逸之出了反省院。9月，经党组织介绍去了国民党第41军任政治教官。同年11月，经组织介绍去天津，以办良友书局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9月，中共山西特委又派时逸之去国民党山西训导院任教导主任，他设法营救共产党营以上干部多人。不久，中共山西特委又派时逸之去国民党新编第二师师部任政治部主任。

1940年以后，时逸之先后任太岳区三专署路西办事处秘书主任、岳南办事处主任、岳南专署专员、太岳行署民政处长、秘书长、陕南行署主任等职。

1950年元月至1960年12月，时逸之先后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省委常委等职。1956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60年底，兼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1963年10月到1966年7月，时逸之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书记兼院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时逸之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打成“叛徒”、“走资派”，住牛棚，受审查，历时1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时逸之平反后历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等职。

1982年7月，时逸之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75岁。

1926年冬，晋城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初由陈立志任小组长（兼晋东南特派员），后由时逸之接任。1927年，省委批准建立晋东南特委，陈立志任书记，时逸之为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在地区分工负责晋城南半县。在特委的领导下，县工会、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他们积极开展反对厂主剥削，要求增加工人工资的罢工斗争；贴标语，办墙报，和商务会开展斗争。常文郁、常行光、常子善、赵树理等人创办“晋山研究社”，后改名“学社”，时逸之常常到学社大讲北伐战争形势和南方工农革命运动的情况，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民和青年学生的觉悟。

正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于1929年4月12日叛变国民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7、8月间，山西亦开始“清共”，山西全省通缉的共产党人共72人，在晋城被通缉的有陈立志、时逸之等。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党的工作转人地下，一些共产党人出走，时逸之披荆斩棘地坚持到晋东南的陵川、高平、长治、屯留、阳城等地了解党组织被破坏情况，设法进行恢复。同时在知识分子、工人中又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经过一段工作和准备，成立了新的晋东南特委，时逸之任特委书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在霍州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机关，研究部署今后工作。时逸之和常文郁前往参加，到了霍州，会议已经结束，会议精神由省委宣传部长王洪钧在兴洞县作了传达。时逸之回到晋城，传达了会议精神，安排了下一步工作，以省委代号“唐僧伟”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了报告。

由于省委通讯机关遭到破坏，报告落于敌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通知晋城县党部加紧侦查，迅速逮捕。1928年4月，时逸之等4人先后被捕。在国民党晋城县党部和太原特种刑事临时法庭上，时逸之立场坚定，大义凛然，以国民党左派（跨党）身份，怒斥敌人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国民党政纲，背叛总理遗教。后来，他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送山西省第一监狱执行。

时逸之在狱中抓紧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进行学习和斗争。他先后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李大钊、蔡和森、彭湃、肖楚女的文章，还有《向导》、《中国青年》等。为了改善犯人生活，他们还进行绝食斗争。根据国民政府法令，监狱政治犯刑期过半，可以转到自新院。时逸之于1932年由监狱转往反省院。在反省院，他先后写了《谈谈青年读书问题》、《太平洋问题与中国》、《对国联调查报告的检讨》等文章。特别是《太平洋问题与中国》，他于1935年在天津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时，又经校阅，定名为《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和将来》出版。该书共9万字，读起来仍觉观点明确，征引丰富，内容充实，论述精辟，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1933年6月他出反省院，1935年秋到了天津，后经世界日报常驻天津记者殷之平（河北博野人）介绍，接上党的关系，参与经办良友书店，从事党的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6年，山西政局开始有所转变。为了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党组织决定，时逸之由天津回到太原，经中共山西省工委同意，1936年10月任山西训导院教务主任。训导院的由来，是1936年2月红军东征，阎锡山集结大军堵截，把在作战中俘虏的一部分小红军先集中在感化院，后来感化院改为训导院。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合作，阎锡山趋于抗日，政治犯开始释放，训导院又成为所谓政治犯出狱释放的过渡地方。这个过渡办法是在山西面临抗战前线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下，经中共山西省工委研究同意的，由时逸之具体负责进行。这就使一部分同志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走上抗日前线。

时逸之辑有《广州行》、《征程新步》、《病中吟》等诗集。

新城漫游四首（录一）（一九七九年二月）

新城明代秦王府，饱餐风霜历寒暑。

时代契机双十二，震惊中外垂千古。

新旧苗圃花争艳，杂草丛中群蝇舞。

拨乱反正两年过，岂能蓬头久不梳。

沣镐驱车奔户县四首（一九七九年四月）

沣镐远眺

秦川百里望无涯，麦苗青绿油菜花。

车如流水马如龙，夹道杨柳映彩霞。

户县重游

故地重游倍觉亲，农民画展一枝春。

渠道纵横连阡陌，今与昔比处处新。

小尖山

日落西山雾蒙蒙，驱车直向尖山冲。

无限风光收眼底，草堂古寺闻鼓钟。

太平河

太平河上不太平，山洪暴发成灾情。

千万愚公齐动手，降龙伏虎擒妖精。

途经马嵬坡

（一九七九年五月）

自古佳人多倾城，西子曾助越王兴。

华清千年浴池香，马嵬坡前坟草青。

秦岭巴山赞

（一九七九年七月）

秦巴之间汉水蜒，土特山货金银山。

山大沟深河流多，道路崎岖行路难。

因地制宜穷变富，人若勤劳地不懒。

合理布局经营好，胜似关中米粮川。

商洛行选六首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车如流水东西穿，坝桥飞渡进终南。

韩公侄孙曾相通，疑是蓝关非蓝关。

车轮滚滚进南山，溪水潺潺流不断。

步步登高不自觉，秦岭之巅眼界宽。

山山水水真好看，苍松翠柏不畏寒。

白雪皑皑遍山野，身着棉衣犹觉单。

上山下山九道弯，两上两下到商南。

东有龙驹西黑龙，创业不易守业难。

毁林开荒实可叹，筑堤造田人称赞。

经验教训要总结，做事要从长远看。

商州自古盛名享，有山有水好地方。

生漆桐油核桃树，万山丛中百宝箱。

丹江板桥两条川，川川汇水二龙山。

筑坝建库修渠道，发电灌溉利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