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一种新兴的文化哲学理论。它的兴起代表了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20世纪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例如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生活形式”，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日常共在的世界”，列菲伏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科西克与赫勒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伪具体性的世界”和“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等等。在我国，它的兴起主要是因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人自身现代化的需要，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种主体要素的支持，进行深层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概念最早见于1936年他与居特曼合写的《被神秘化的意识》一书。列斐伏尔正是在此书中首次提出日常生活批判概念，并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系统地建立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列斐伏尔正是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理解和重新解释来引申出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理论和‘全面的人’的理论仍然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指针”，但是要通过日常生活批判而使之具体化。异化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酵素，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辩证法学说，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和阐发，把马克思只应用于经济领域的异化理论扩大化，扩大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他认为异化无往而不在，表现在生产力、生产、意识形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其本性的关系，充斥于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应该重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的琐碎性、重复性和规定性是导致异化的重要原因，他反对将日常生活看作为一个位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领域，而是把它视为独立于经济与政治两个“平台”之外的一个新的“平台”，并且日常生活这个“平台”已经处于比生产更重要的主导性的位置，取代了马克思的工厂车间而成为社会的核心，扮演了过去“经济”的角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压迫的核心地区，是新革命的源泉。

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列斐伏尔之所以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渊源，那就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针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机械理解经济因素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列斐伏尔指出：“正如日常生活所表现的那样，经济和意识形态只有在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刻才能提高到政治意识的水平。……那时候，社会实践中、自发意识中、群众生活和阶级生活中的一切因素都凝结在政治生活上。除了这些时刻外，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便互相分离，甚至分道扬镳。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尤其如此。这时候，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东西，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一方面已把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等等包容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它们掩藏和隐匿起来。所以一定要撕破面纱才能接触真相。这种面纱总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着，不断地再生产着；并且把日常生活内含的更深刻、更高级的本质隐蔽起来。”（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erso,1991，pp?66～67）列斐伏尔看来，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隐含着深刻的内容，从一个女人购买半公斤砂糖这一简单的事实，通过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最后就能抓住资本主义，抓住国家和历史。这样，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什呈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个人的偶然小事；一方面是更为丰富的社会事件。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才能揭示简单事实的丰富社会内容。

《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早期日常生活概念主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他认为，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日常生活通常被视为一种烦琐无奇的、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特别是哲学经常从一种纯粹的思想高度，而同日常生活中的混乱一团的、异想天开的现象一刀两断。对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经常是不屑一顾乃至于嗤之以鼻。这种纯粹思想与日常生活感性世界的截然分开，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由此，列斐伏尔强调，文明人类尤其现代人类思想与生存最深刻的异化表现，就是哲学脱离日常生活和反过来哲学理性对日常生活的强制。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被哲学“启蒙”了的世界其实处于一片被蒙蔽之中。哲学对日常生活的驾驭与控制已经掩饰了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应对哲学进行批判，而对哲学的批判必然导致对其产生的异化的社会基础即日常生活本身的批判。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是我们辨证的批判进入到最深刻的最直接的内心世界与社会世界的汇聚地，也是人类的本能欲望的所在地，“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鸡零狗碎’，因此也就必须对它进行总体性地把握。而那些出于专业化与技术化考虑的各种高级活动之间也因此留下了一个‘技术真空’，需要日常生活来填补。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并将它们之间的种种区别与冲突一并囊括于其中。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的共同的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实现出来。在现实中发挥出整体作用的这些联系，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并体现出来，虽然通常是以某种总是局部的不完整的方式实现出来，这包括友谊，同志关系，爱，交往的需求以及游戏等等。”（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erso，1991，p.97）专业化技术化的社会分工活动导致意义的丧失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真空，恰好需要日常生活这种无孔不入的、无处不在的弥散之物来填补。日常生活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得以萌生与成长的土壤和滥觞，也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地、纽带与共同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通过日常生活小事实现的，社会的本质依存于人的日常生活小事，社会关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会产生出来，人也是在日常生活小事中被真正塑造和实现出来的。

社会体系子系统

列斐伏尔反对把日常生活看作社会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个子系统。日常生活无非是一种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形式，而且是一个未分化的人类实践总体性。这种日常生活现象作为一种鲜明的风格对具体的人的言谈举止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奇妙作用。在前现代社会，每一事物与每一种活动都是与某种风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性的劳动与日常生活直接相连，与自然世界的节奏和周期直接相应，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的目的，在前现代社会中也不存在所谓的日常生活与节日、自我与共同体的截然分开，生活本身就是一体的。“农民共同体（村庄）的那些规矩不仅规定着工作的方式和家庭生活的组织方式，而且也规定着节日的庆祝方式。”（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erso，1991，p.30～31）但是，现代日常生活已经全面的异化，异化已蔓延于现代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概念在列斐伏尔那里不仅仅不是消极的，它还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认为，由于日常生活是联系所有其他活动的纽带，它也就有可能成为对这些活动的直接批判。“当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批判，成为对这些高级活动（和它们所制造的东西：意识形态）的批判时，白日的曙光就出现了。…直接的批判取代了间接的批判主义；这有直接的批判包括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占有，将使之更清楚地显示出其积极的内容。”（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erso，1991，p?87）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占有就是对日常生活的革命。列斐伏尔认为，被异化的日常生活既包括着被压迫的因素也包括着解放的因素。日常生活中蕴涵着它的否定因素，蕴涵着日常生活革命的可能性。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的连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也是导致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通过日常生活革命达到总体的人，日常生活就是总体化，是使人成其为人。总体的人不是一种现实的人的状况，不会一劳永逸地生成，而是一种理想的图景，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他认为总体的人是变化的主体和客体，总体的人又是个体的人，是自由的承担者和表现者，是消除了异化的、自由的人，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是自由集体中自由的个人。这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是吻合的。列斐伏尔的“总体的人”是多维度而不是单面的存在物，是多种属性和活动达到有机统一的主体，既是自然、感性、生物的存在物，也是精神、社会、意向性的存在物；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既是经济、社会、政治的动物，也是文化的动物；既是工具的制造者也是符号、象征的创造者。“总体的人”是本质和现存、实然和应然、能动和受动、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是永远具有开放性的存在物。“总体的人”是多维需要和多重价值的统一体，总体的人既有物质、生理需要，也有精神、社会、文化和自我创造的需要。总体性革命就是对平凡个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怀和帮助的过程。列斐伏尔从被日常生活琐碎无奇的外表掩盖的深处发现社会变革的预兆。对早期的列斐伏尔而言，“日常生活代表着一种复杂的多重面孔的现实，是压迫的与解放的品质的混合物，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区分与辨证的分析，这就是要把那些需要与满足的，有价值的，新的有生命力的肯定的内容从否定的异化的因素中拯救提炼出来。”（Michael E Gardiner：Routledge and New York，2000，p.86）?列斐伏尔的后期日常生活概念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这本著作中。在这本书一开始，他就试图对“日常生活”一词作一个比较清楚明白的解释和界定。这与《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日常生活”的含糊不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新解释明显建立在对尼采“权力意志”与生命意志的基础上。日常生活是一个相当散漫的、初级形态的、以无穷无尽的重复涨落起伏及生死轮回为特征的。在整个日常生活与宇宙的绵延之中，隐藏着一种轮回的时间。（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m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6）日常生活这种永恒轮回，具有深刻的生命力，而对其经验来说是无休止的重复。在前现代社会，这种重复是和大自然的节奏韵律与循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重复仍然持续着，但服从或按照技术与工业生产的要求而不是自然界的要求。

后期理解特点

列斐伏尔后期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更加微观也相对悲观。他认为在新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日常生活已经被全面组织到和纳入到生产与消费的总体环节中去，对差异的普遍压抑构成了现代日常生活的基础，日常生活已完全异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去，日常生活已经被技术和官僚阶层相结合的统治方式牢牢控制住了。但列斐伏尔并不因此对现代日常生活现状的改观和反抗失去信心，他认为日常生活潜存着反抗。列斐伏尔强调，身体保留着某种能够表达与感知人类本真性的禀赋，构成了反抗现代性的物化与量化的统治力量的真正起点。要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实现日常生活的转型，让沉睡其中的潜能发挥出来，这种理想化的日常生活就是节日。

新异化特征的出现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对现代世界日常生活新的异化特征的说明以及日常生活文化革命的探索。

“在现代世界里，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有着潜在主体性的丰富‘主体’；它已经成为社会组织中一个‘客体’。”（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m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p.59～60）在这个被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中，日常生活表现出一些新的异化特征。

一是风格的消失

列斐伏尔认为，在前现代性社会，每个细节（手势、语言、工具、习惯等）都打上了风格的印记；没有任何东西是单调的，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即使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然而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在其单调性是典型的，风格在顽固地躲避着它；今天已没有风格，虽然人们还试图通过使风格复活或者恢复它们的遗传物。风格消失的原因主要在于随着19世纪商品和货币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侵入到了一切事物包括文字、艺术和物体中，使诗性消失。与风格同时消失的，是节日的消失，两者都被日常性所支配。风格消失的原因还在于广告和宣传等对消费的控制。日常生活被经济利益所控制，商品广告通过电视在每个家庭里泛滥，人在符号和信息的不断膨胀中丧失真正的交往，个体日益远离社会，人与人越来越疏离，人的主体性和革命性受削弱，因而维护了资本主义消费控制的官僚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和奴役结构也从物质生产—经济域向消费—符码域转变。在风格的时代，消费者都直接与物相关联，消费的目的在于满足基本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所消费的对象，不再是具有过去意义上的物性的东西，它们已经变成了被广告和宣传等创造出来的意象，我们的消费不再是消费真实的物或使用价值，而是变成了对宣传和广告符号本身的消费。“消费物不仅被符号和‘美德’所美化，以致它们成为消费物的所指，而且消费基本上同这些符号相关连。”（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and London，1994，p.92）不仅物变成了符号-物，受广告、宣传所操控的消费本身，还创造了一个消费的“主体”（我），当然这个主体不再是直接面对物或使用价值时的主体，而是由符号构成的“主体幻象”。当我们进行消费物品时，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是“主体”，我们正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其实我们所谓的“判断和选择”只是虚幻的假象，我们所做的选择是受广告、电视等媒体等引导和操纵的，我们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体”。

二是指涉的消失

当符号自身构成了我们的消费时，指涉就消失了。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在风格的时代，符号都有其现实的指涉，指涉总是明确的。而随着风格的消失、符号上升为主体地位，“符号的大量干预以及从表现到意指的转变，分裂了能指与所指的整体性，同感性现实相关的指涉消失了。”（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113）在现代，消费已不再纯粹满足生理需要，而更多地被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所渗透，人们试图借助这些符号来展现自己的地位。人们消费的已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符号消费具有区分社会层次、巩固社会差异的作用，现代人被符号的社会区分所控制而竭力劳动，符号消费在普遍物质富裕的社会中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促进环节。

三是永恒的、全面的异化

列斐伏尔认为，异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交互作用在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异化无所不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异化，没有异化就没有进化，异化并非总是坏事，也是创造之源。人和社会的进步并非体现为人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异化，而是在与新的异化形式的不断抗争中，增强本质力量、创造性活动与自由。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低估了异化的力量和持久性，异化不像马克思认为的是一种随社会发展会消失的历史现象，而将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只看到劳动及其产品在奴役人，其实人类的主体理性也在自我奴役，出现精神文化上的非主体性现象。在列斐伏尔看来，自然界因人的活动而有意义，但作为异己的存在的自然本质上是人的敌对性的存在，在人对自然的逐渐增长的支配中，被人所支配的自然仍保留着它对人的支配。列菲伏尔认同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是异化的根源的思想，因为分工造成劳动产品的私有，造成社会劳动条件的不合理分配，使劳动与享受由不同的人分担。消除异化就要克服人的片面性。社会主义不是异化的终结，社会主义既然不能结束劳动分工，那么异化仍会延续下去。社会在摆脱原有异化的同时，新形式的异化又产生了，以经济匮乏为特征的物役性异化只是低等异化，人越是喜于占有身外之物，就越会为身外之物所占有，越会丧失自我和人性。异化也是人本身的矛盾和发展的一个方面，是辩证法的必然性在人身上的一种发展形式，是人类个体与现实不相适应的心理异常现象，只要存在个体意识与现实的矛盾，异化就必然存在，“异化的扬弃”是不可能的。列斐伏尔不从经济关系中寻求异化的根源，并把异化研究从生产向消费，从经济向文化、意识形态，从社会政治向日常生活转变，使异化理论成为一种浮在社会现象表层的伦理批判，使异化研究从人的类本质的丧失转向个体心理结构的畸变，使异化现象永恒化。列斐伏尔异化理论和总体的人的理论实现了细节同总体的联系。异化被日常生活掩盖和隐匿，扬弃潜伏在日常生活里的异化才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的劳动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转化只是最低限度的革命，而最高意义的革命是完全改变生活，包括家庭关系和劳动。最低限度的革命是通向最高限度的革命的道路，让日常生活变成艺术，在劳动、娱乐、家庭、邻里、两性关系等这些每日重复的日常生活小事中摆脱资本主义异化。人在日常生活的重复烦杂下异化为机械重复的工作构件和生活角色，超越异化，然后又异化在这种超越本身之中。

从现代世界日常生活新的异化特征可看出，日常生活已经被引导性消费的官僚社会所主宰，日常生活已经遭受到全面的深刻的异化。但日常生活本身并非一泓死水，而是潜在地隐含着改变自身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现实基础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日常生活虽然受到形式化符号的影响，消费的理性总是倾向于把日常生活进行数量化和同质化，把具有不同本质的内容还原为同质化的，但形式化的倾向并不能把日常生活完全还原为形式，内容作为一种渴望隐藏于所指与符号之下，“并由此作为没有所指的能指被揭示出来，它给予生活以其他意义并能在言说中和在时间中被发现”（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182）；

虽然在符号消费之下，社会生活走向了文化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使得传统的人本主义走向了消失与灭亡，但也给文化革命提供了契机，即在被引导性消费的官僚社会中，不管它的社会整合如何有效，但碎片之间总是存在着裂口和隙缝，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没有唯一的绝对的被整合的体系，但仅仅有被裂缝、横沟和空白分离出来的次体系”（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188），虽然这些次体系互相做出合法性的证明，但这种过度的认可，反而加速了走向颠覆的步伐，这样就使得日常生活本身就具有潜在革命的萌芽；

虽然现代日常生活陷于平淡单调与异化中，但也确实存在着另外一种趋势，即工业化的发展总是和都市化的发展相联系，而都市社会的发展，为个人和集体的聚合提供了场所，为来自不同阶级的人们提供了聚集的空间，因而都市社会具有恢复节日的可能性，而节日的复活标志着人类异化的超越和人类日常生活本真性的回归。列斐伏尔追求一种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乌托邦，“让日常生活变成一种艺术作品”寄托了他对日常生活革命的深切期望。他倡导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更进一步整合，“这个方案将以激进的先锋派精神融合艺术与日常生活，对生活和艺术进行双重革命”（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文化革命的探索具有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没有的独到之处。

全新的生活风格

首先，他认为“文化革命”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融合，是一种全新的充满生气活力的生活风格。列斐伏尔所谓的“文化革命”不能被想象为美学的，它不是建立于文化基础上的革命，也不是文化自身的目标；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标与方向是创造一种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风格的文化。

具有实践的目标

其次，文化革命作为艺术和艺术价值的复兴，它主要具有实践的而不是“文化的”目标。列斐伏尔所谓的“文化革命”没有纯粹的“文化的”目标，而是使文化走向体验，走向对日常生活的变革。文化革命将改变存在，而不仅是改变国家和财产的分配，“我们的目标也可以表述如下：‘让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用来改变日常生活’（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203）。

为了实现文化革命，列斐伏尔对“总体性”革命这一概念寄予了极高的希望。“总体性”这个概念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它既是对具体现实的反映，又是对具体现实的超越，是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概念。这种总体性用全面整体的方法来看待日常生活，反对对它的肢解和拆卸。他把革命划分为三个平台：经济平台、政治平台和文化平台，三个平台都不能忽视。他认为文化革命的观念应该是艺术的观念、适应的观念、风格的观念，而革命的首要领域就是日常生活领域，要对日常生活进行质疑，“通过宣传我们的政策，驾驭日常生活，这种政策就是同经济与政治相关的文化革命”（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94，p.197）。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希望寄托在以下三个方面，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风格。

性的变革与革命

身体革命或“性的变革与革命”。这种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或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男人—女人”的平等关系与婚姻恋爱自由。性革命、身体革命不仅仅是一种意识观念的革命和制度革命，而必然涉及到对控制现代日常生活的抽象权力空间这个独裁者的革命。

都市改革与革命

空间革命即“都市改革与革命”。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性是与时间相联系的历时态概念，是空间与时间的枢纽，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与自我突破性。他发现了欣欣向荣的都市化的日常生活，在这种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中，人类将重新找回农业社会或古代社会节日喜庆那种快乐感觉与欢乐场面，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都市化的改革与革命，必须将重心从单一的生产重组与国家机构变革，转向对一种全新生活的创造。都市的环境包含着现代性的最为深刻综合的创造性潜能。都市化的日常生活即“创造物的创造”。列斐伏尔强调都市改革能够承担起总体性革命的这一角色和意义。

节日的复兴

节日的重新发现，即克服日常生活和节日间的冲突，使节日重见天日并受到推崇，使其与都市生活相融洽。列斐伏尔满腔热情地预言，社会转型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一场非殖民化运动，是实现日常生活的转型，让人类沉睡于其中的潜能重见天日。这种理想化的日常生活的典型是节日，它是一种被现代性所遮蔽、但从来也没有完全被夺去光彩的场面。在前现代社会，以狄奥尼修斯式的狂喜为象征的节日与日常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与共同体的存在及自然界的节奏循环相吻合。而在现代社会，分层与制度化达到了极点，节日成了例行公事而与日常生存相脱离，并屈从于商品化与情感的升华。在列斐伏尔看来，节日的复活标志着娱乐与日常生活冲突的和解，标志着人类异化的超越和民众庆典精神的复苏。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将马克思的某些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领域而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而且还在于他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而不断地对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他提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修正。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他主要是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现象作了逻辑的分析与揭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而在第二卷中，列斐伏尔走出了异化理论的一般框架，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结构，将日常生活视为独立于经济与政治两个“平台”之外的一个新的“平台”，并且日常生活这个“平台”已经处于比生产更重要的主导性的位置上，日常生活取代了马克思的生产过程而成为社会的核心位置。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论又发生了改变。他认为，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的理性控制已经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消费领域，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异化。这是个风格丧失的时代，也是走向物的功能化的时代，符号流行并主导了现代日常生活世界，日常性规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已沦落为符号世界的客体，而我们已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俘虏并无法自觉。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就是要以总体性的策略来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文化革命。

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与传统，大体上说都是理论上的“强者”与实践上的“弱者”，“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理智上的悲观主义者”（Bud Burkhard：French Marxism between the Wars，Henri Lefebvre and the“Philosophies”，Humanity Books,2000，p.223）。列斐伏尔及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也不例外，他一直投身于日常生活革命道路的探索，但都无果而终，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对现实压迫的抗议。列斐伏尔把革命理解为改造生活并非无合理之处，但也面临一个深刻的矛盾，即缺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支持，革命本身将沦为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狂欢。他的日常生活革命追求的是一种总体性的人，是一种总体性的、幼稚天真的乌托邦理想，1968年著名的法国“五月风暴”这场城市革命已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作为西方学生运动与左派社会运动思想领袖的列斐伏尔，也很快地变成了“昨日辉煌”。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强调社会的变革离不开人本身的改变，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终极关怀”与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性设计、理性假设，都包办不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事，他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贯穿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离开了生产关系和国家政权的改造，把日常生活置于社会变革的中心，难免有所偏颇，不切实际。他批判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目的是使总体的人、全面的人呈现出来。他的日常生活批判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批判的补充，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范式的有益扩展，但它以人们放弃追求宏大目标为代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列斐伏尔的理论过失之一在于，他过于极端地把都市化与工业化相割裂，而没有看到脱离工业化这种强大物质基础的都市改革，只能是一种“可爱而不可行”的空中楼阁，只能是一厢情愿。其过失之二在于，他武断地抛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变革，试图在文化这个表层上越来越“主导”、而实际上仍然是次生的、边缘的领域来寻找医治现代性痼疾的良方。这是舍本逐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政治弱智。迄今为止，工业生产方式与官僚化、理性化国家管理机构，毕竟仍有着持久的、巨大的变革潜能；与这架巨型的理性机器相比，“文化革命”只能是一台小得可怜的马达，它不可能胜任落后国家乃至于整个人类的现代化建设。历史业已证明，列斐伏尔曾经给予厚望并投入很大热情的中国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这幕发生在一片落后国土上的、激进的反官僚主义、反现代化的狂热闹剧，不仅是荒唐可笑的，而且是一场高度体制化的文化噩梦。由柳洪平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