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安徽枞阳县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代表作有《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为“三纲”正名》等。

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等，开设中国思想史、儒家经典、儒学修身等方面课程。

2020年2月15日，获山东省公示为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建议人选。

截止2023年3月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儒家经典导读”（全校本科生通识课），“儒学与修身”（全校本科生通识课）、“中国思想史专题”（本科生专业基础课），“中国思想史研究”（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等，曾经开设的英文课有：“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课）,“Culture, Confucianism and Chiense Modernity”（为美国Syracus University等校本科生课程）等。其中“儒家经典导读”2009年以来为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核心课及全校精品课。

迄今为止出版学术论著11部，另在Philosophy East & West,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哲学研究》，《复旦学报》等国内外一流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共出版成果字数300百万字左右）。

早年学习西方哲学，博士毕业后开始逐渐转向国学研究，从此以国学为精神的归宿。基于其由“西”入“中”的特殊个人经历，其研究方法同时结合了哲学和史学的训练，注重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若干不同学科的新成果新理论，对西方儒学也较关注。多年来在儒学与中国现代性、“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现代中国学统的重建、儒学与未来中华文明重建、为“三纲”正名、《左传》研究等领域多有成果和新见。（“三纲”词条）

①左氏义法

2001年出版《春秋左传人物谱》（上下册）一书，将《左传》中的150余位人物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系统的汇总和评点，意在突出《左传》一书在人物、纪事等方面的独特义法，与《春秋》义法相独立。该书虽欲突出《左传》的思想史意义，然于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亦能提供检索方便（李学勤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亦肯定此书“以人系事”对思想史研究之意义）。从《左传》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特有的复杂人际心理等来看，本书与其后来作者注重从中国文化的习性、中国人的关系本位心理等角度来研究儒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是一脉相承的。

②“中学”与“西学”

2002年初版、2022年增订再版的《“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何兆武序）一书在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该书以若干中国哲学范畴为例，来说明现代中国人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肢解原有的国学体系，用西方学术范畴来解读国学传统，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盖因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术，与希腊以来以求知为宗旨的西方学术传统本为不同性质的两类学术，虽可相互启发、彼此补益，但终究不能相互归并、纳入同轨。2007年出版的《思辨之神：西方哲学思潮选讲》一书对此也有表达。沿着这一思路，现代中国学术的最大困境，可能来自于在以“西”解“中”的过程中，一方面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真精神丢弃了，另一方面也没有真正接受西方学术的认知主义传统。所以现代中国学术的致命问题是学统的迷失。具体表现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话语系统始终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建立起真正属于自身的意义世界，让学人们从中找到让自身精神升华和灵魂不朽的终极归宿。这方面的想法在2010年出版的论文集《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万俊人作序）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表达。

③学统的重建

在学统的重建方面，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主流的儒学能否复兴。在其一系列论著中，方朝晖试图说明，儒学或中国古代学统的现代传承面临着两个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第一是让它从现行学科体系中独立出来，即回归经学。因为现行学科体制是为培养知识而设，这不符合国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与国学原有分类方式不相容。其二是结合现代人的语境和生活状况，重建修身之道。儒学或国学是以践履、功夫为基础的，没有功夫，国学就失去了生命；没有践履，儒学就丧失了灵魂。在这方面，2008年初版、2011年再版的《儒家修身九讲》一书作了初步的尝试。该书的主要特点是以宋明理学为线索，融合儒道释，针对现代人的精神心理问题，来说明儒家修身传统在现代语境下被激活的可能性，包括如何将静坐等功夫应用到现代人身上。

④儒学与中国现代性

2011年出版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陈明序）反映作者对中国现代性未来图景的预测，而其根本宗旨则在于为一种可能出现的、不同于西方文明样式的未来中华文明样式论证。本书主要不是从哲学/形而上学立场，而是较多从文化心理/文化习性这一视角来理解未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植根于西方文化历史土壤，虽会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但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进步的源动力。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形成的惯性决定了，未来中华文明仍然会以治人而非治法、贤能政治而非民主政治、伦理本位而非制度本位为主要特征；中国文化未来的核心价值仍然是仁、义、忠、信等，而不是民主、自由、人权等。在该书前言及跋中，作者交待了本书写作的基本动机，即在牟宗三、唐君毅等老一辈新儒家之后，重新回答未来中国的道统、政统和学统问题，实即未来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该书强调，文明重建是中国面临的最重要使命。

①关于儒学与现代性

2011年8月31日，在举办于清华大学的“儒学与中国现代性学术研讨会”上，陈来、秦晖、秋风、陈明、张国刚、任剑涛、贝淡宁、干春松、彭永捷、杨学功、曹峰等多位学者就《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一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批评意见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以秦晖为代表的，认为西方现代性特别是民主、人权等内容是普世价值，儒家的价值理想可能更适合于西周时期的熟人社会，而非主要依赖于制度约束的现代社会；二是以陈明、秋风等人为代表的，认为中、西文化都不能用某种抽象的本质绝对化，建立在这种绝对化基础上的文化模式学说，不足以解释中国现代性的未来。对此，方朝晖在回应中认为，现代性本来就是多元的，秦、徐缺乏文化相对论视野，没有解答民主等价值需依赖于具体的文化历史土壤才能有效运作的问题；至于文化模式学说作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基础，本来就不是寻求儒学的先验基础，只是把文化模式作为一种经验科学的假设来解释儒学和它之间的关系。

②关于“三纲”与中国文化价值

2010年2月10日，方朝晖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读刘泽华、张分田国学论文有感”一文，批评人们从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和进化论历史观出发，将儒家的“忠君”、“三纲”等价值观误解为维护专制的工具；提出“三纲”的本义并不是指无条件服从，而是指从大局出发、按照良知与道义做事；儒家式的贤能政治比以党争和大众运动为特色的民主政治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多位学者的强烈批评。周思源、王也扬、张绪山、赵庆云等多位学者随后在《中华读书报》撰文，认为方朝晖混淆了文化的时代性，不能因为民主成长过程中的曲折而否定它，更不能漠视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之间天然的差异和对立。对此，方朝晖撰文进一步论证，“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普遍有效的政治制度”；并从中国文化的人际本位特征入手，具体说明了为什么以党争和大众运动为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文化的土壤。

此后，方朝晖又分别在《天津社会科学》、《战略与管理》、《共识网》、《爱思想网》、《儒家邮报》等发表论文多篇，批评李存山等人误解儒家“三纲”；并出版专著《为“三纲”正名》（2014年1月），系统分析“三纲”思想的来源、产生背景和真实含义，全面反驳视“三纲”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来源于黄老法家、产生于秦汉大一统的政治现实、以维护集权专制为宗旨这一传统观点。

（1）《“三纲”与秩序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2）《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나를 지켜낸다는 것》（保持自我），Seoul: Wisdomhouse Publishing Co., Ltd., 2014；

（4）《学统与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儒家修身九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2011年1月第二版；

（7）《春秋左传人物谱》（全二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

（8）《思辨之神：西方哲学思潮选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重建价值主体——卡尔·雅斯贝斯对近现代西方自由观的扬弃》，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理想国家的宣言：〈理想国〉》（与朱清华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为“三纲”正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12）《国学修身智慧》（光盘），北京高教音像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