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壮猷，常见人名。著名人物有历史学家方壮猷、民国审判推事方壮猷。

（1902～1970）

历史学家。方壮猷，原名彰修。湖南湘潭人。出身农家。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两年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并参加北京爱国学生运动。1929年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学任讲师。与郭沫若、夏鼐等书信商讨，编成《楚墓通讯集》一册。还写有《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三种古西域语之发现及考释》、《龟兹国语及其研究之端绪》、《所谓东伊兰语即属阗国语考》、《鞑靼起源考》、《东胡民族考》等论文及《中国史学概要》等著作。

回国后在北京、南京等地大学任教。后又赴法国从汉学家伯希和研究东方民族史。1936年归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直到武汉解放。其间，曾兼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1950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次年兼中南图书馆馆长。1955年任湖北省文化局局长。1958年任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65年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长期研究民族史和宋辽金元史，其著作侧重于考释。1965年到江陵参加考古发掘厘定勾践剑问题。一生酷爱典籍，自己收藏甚丰，后来将其所藏图书捐献给国家。多次购求古籍善本和珍秘图书，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期间，多次从藏书家手中购得私人藏书，湖北籍著名藏书家张国淦藏书10数万卷，1952年，他专门向中南文化部报告，请购张氏“无倦斋”藏书，并从上海运抵武汉，大部分藏书归于湖北省图书馆。其中地方志计有1 698部，18 696册，明清刻本较多。亦有10数种宋元明刻本和抄本，鄂人著述近3 000册。1970年逝世，其子女将家藏书、帖、字画等文物捐献给湖北省博物馆。

编成《楚墓通讯集》一册。还写有《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三种古西域语之发现及考释》、《龟兹国语及其研究之端绪》、《所谓东伊兰语即属阗国语考》、《鞑靼起源考》、《东胡民族考》等论文及《中国史学概要》等著作。

主要作品版本介绍：

《中国史学概论》，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东胡民族考》，【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社会史》，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宋史类编》，油印本。

《大小凉山罗族系谱》，1944年蒙藏委员会边政公论社出版。

《室韦考》，民国北平辅仁大学铅印本。

《中国史学书目》，油印本。

《东方民族史论丛》、《契丹民族考》、《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

方壮猷（1902－1970），字欣安，湖南湘潭人。年轻时的方壮猷兴趣广泛，尤爱文学，“浸淫于西洋文学，凡诗歌小说剧本无不毕嗜，亦时有创作，然君自言自娱而已，非示人者，随即脱手焚之。后治毛诗，攻中国文学”；入大学后，“又转其志于社会科学，凡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宗教、心理、哲学诸书无不攻读，且及於吾国史、汉、通鉴、通考及纪事本末、宋元明学案诸籍，益期有所成。”在清华研究院，他“治文史之学，著《中国文艺史》十四卷，《太平天国志》若干卷，此外积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诸箧而已矣。”

方壮猷在清华研究院学习一年后毕业，到上海一些大学教书。1929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研究东方民族史。次年归国，在北平各著名大学讲课，并连续发表《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语言考》等多篇有关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研究的论文，锋头正健，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他复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伯希和继续研究东方民族史，两年后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

方壮猷在武大授课，有自己的特点，很受学生欢迎。有一位学生说：他讲《宋史》，准备了两套书，发给学生，让学生按不同专题整理剪贴，剪贴完了，一部“宋史资料分类长编”的雏形也出来了。学生们则学到了治学的一种方法，受益匪浅。

1965年冬，湖北省荆州地区漳河水库（今属荆门市）渠道工作，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省博物馆等有关部门配合工程进行文物勘探，在第二干渠所经江陵县境内的纪山西麓和八岭山东麓一带工程范围内发现大大小小古墓50多座。其中的望山四号墓是湖北省首次发现的较大型楚墓。由于江陵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墓坑积水较多，土质情况不良，坑壁极易崩塌。而且时逢冬季严寒，常有雨雪，给发掘工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考古工作者们顶风冒雪，群策群力，自1965年旬10月中始，至1966年元月中旬止，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便顺利完成了田野间的发掘工作，共计出土文物2000余件。

望山沙冢楚墓的发掘，是湖北境内采用科学方法对楚墓进行的首次较大规模的发掘。这次发掘中最惊人的收获是一柄寒光闪闪的青铜剑。此剑的出土，震动了海内外史学界与考古学界。

1965年12月，在距楚国别都纪南城故址七公里处的望山一号墓里，考古工作者在墓主棺内人骨架的左则，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名贵青铜剑。

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试之以纸，20余层一划而破。剑全长为55.6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向外形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

在这把锋利无比、精美绝伦的青铜剑的剑身一面近格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共八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文”，是篆书的变体，释读颇难。考古工作者在现场没有资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初步释读出剑铭中的六个字为“越王”、“自作（乍）用剑（左金右佥）”。

春秋时越国

讨论是由主持此次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方壮猷教授发起的，参加者有郭沫若、于省吾、唐兰、容庚、徐中舒、夏鼐、陈梦家、胡厚宜、苏秉琦、史树青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经过两个多月的书信交流、切磋研讨，学者们的意向趋于一致，公认剑上的八字铭文为方壮猷教授所提议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