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Press Spokesman )新闻发言人是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 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事，约见记者或举办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针对有关问题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新闻发言人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工作团队，他们共同收集材料、分析信息、深入了解情况，而且,新闻发言人也需要与其他相关部门保持沟通和合作，以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

新闻发言人，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

有学者是这样定义新闻发言人的：“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

为何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面前，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信息来源，杂乱信息容易搅乱人们的思想。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利于人们看到权威性的言论，避免小道消息影响社会公众正确判断力。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二十年来，这一制度在对外宣传上有着突出的贡献，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为各国媒体提供权威性的信息，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实践中，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局限在中央一级人民政府。

河南、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纷纷推出新闻发言人制度，将这一措施作为政府各类信息向社会公开的窗口，旨在保证政府信息的及时性和权威性。应该说，中国人对于新闻发言人并不陌生，电视里、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或名字。

自2009年，我国各地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地方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向传媒，并通过传媒向公众介绍政府的政策，通报某个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就某个事件某个问题政府所持的立场和采取的措施，并回答传媒的提问。这与以往有些地方对公共信息的封闭堵塞、对传媒所持的回避做法相比，无疑是开放进步的体现。同时这也是我党宣传工作的重新调整，以往的宣传一直讲究内外有别，1983年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央政府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外宣和内宣工作在宣传区域、宣传对象、宣传内容上的区别越来越难以界定。同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讯、交通更加便利快捷，资讯更加广泛。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传统意义上的宣传领域内外有别的界限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模糊起来。所以各地区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内外宣传的传统模式，是在主导性、全面宣传架构下进行内外兼顾的整合。它立足于实事求是，按新闻规律办事，全力与世界接轨，以展现中国政府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形象。

2009年12月29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2009年度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新办主任王晨表示，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将是2010年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一项重要任务，也将是2010年新闻发布工作的一个亮点。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的“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务工作透明度的具体要求。

中国新闻发言人俱乐部成立于2005年12月，隶属人民网，是以服务政府、企业新闻发言人为主体的第三方智库组织，旨在荟萃政界、企业界、学界、传媒界权威人士，打造平等、互信、分享、创新的资源型高端互动平台，培育信息交汇、政企合作、舆情应对、理性发言、建章立制、服务社会的摇篮，全面提升中国新闻发言人履职能力，传播中国理性声音。

俱乐部主要工作：

1、中国发言人俱乐部沙龙：

国内第一个定期开展企业新闻发言人沙龙的机构，已成功举办近20期沙龙。

2.中国发言人俱乐部内训　共计20多次，包括：中国建设银行总行70多名省（市）级行长提供2天“新闻发言人”培训；中国网通集团30多位高管提供1天的“媒体应对”培训； 东风汽车公司20多位高管提供2天“危机管理与新闻发言人”培训；为中国银行全国省级分行领导提供“媒体应对”培训；金地集团提供“媒体应对”培训服务； 光大永明2天“品牌宣传岗位技能”培训等。

3.中国发言人系列访谈　自2009年3月，人民网启动“企业新闻发言人系列访谈”至今，已有来自通用汽车、空客中国、华硕电脑、中国银行、通威集团等近20家知名企业的新闻发言人参与对话访谈。人民网“企业新闻发言人访谈”力求打造一个凸显企业实力，分享新闻发言人的实践经验和感受，展示企业新闻发言人风采的权威平台。

4.中国发言人俱乐部访谈组织过的培训和峰会　共计30多次，包括： 2004年度“中国企（事）业新闻发言人高级研修班（1-3期） 2005年大型活动制造与传媒影响力营销高峰论坛（2005/7/23-24） ……

5.中国发言人俱乐部部分会员所属机构　中石油、中石化、神华集团、中国移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银联、中粮集团、通威集团、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空中客车、春秋航空、清华同方、海尔集团、梅赛德斯-奔驰、长城汽车、大众汽车、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麦当劳、百胜餐饮集团、雀巢中国、可口可乐、沃尔玛、慈铭体检、富力地产、星河湾地产集团、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辉瑞投资有限公司、同仁堂集团、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武钢集团、江西赛维、玫琳凯、中化集团、长城工业总公司、华尔街英语、联想集团、中国电信、卓达集团、三一集团、广州立白、中山日威等。

6.中国发言人俱乐部大型年会

第二届中国企业发言人年会暨企业舆情引导与声誉管理高峰论（2011年1月8日）

第二届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发言人暨中国企业新闻发布服务商20强颁奖盛典（2010年6月26日）

2009中国企业发言人与传媒价值年会暨年度颁奖盛典（2010年1月14日）

首届中国企业传播领袖论坛暨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发言人颁奖盛典（2009年6月27日）

6月30日上午10时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举办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11位中央有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身着正装，面带微笑，依次走上讲台。 伴随着摄像机快门频密的按动声，他们向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上百名中外记者注目致意，然后分两排端坐在台上。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王晨用简洁的开场白，为中外记者一一介绍各位发言人。

11位新闻发言人——中央纪委新闻发言人吴玉良、中央组织部新闻发言人邓声明、中央宣传部新闻发言人李伟、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张献生、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李军、中央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中央外宣办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罗宗毅、中央文献研究室新闻发言人闫建琪、中央党史研究室新闻发言人张树军、中央档案馆新闻发言人郭嗣平等，轮流为记者介绍了各自部门的工作职能以及开展新闻发布工作的有关情况，随后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中央部门多种形式推公开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党委发言人制度’，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进一步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重大举措”。见面会上，王晨说。

自2009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务公开和党务信息发布工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按照中央要求，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积极推进和开展党务信息发布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据悉，目前我国已有11个党中央的部门和单位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国31个省（市、区）及近一半的地市都建立了党委组织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党中央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介绍党的建设和发展的有关情况。一方面，各部门积极出席中央外宣办组织的新闻发布会，自2009年，国家已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9个中共中央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另一方面，一些部门还采用自主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提供新闻材料、接受媒体专访、在网上登载发布信息等多种形式开展新闻发布活动。

展现执政党开放开明自信

就在几天前的2009年6月28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党内统计专题新闻发布会，中组部秘书长邓声明首次作为新闻发言人在媒体面前亮相。他坦言：“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对这个工作还是很生疏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帮助、多指点、多理解。”

组织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有时候往往“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新闻发言人的设立，可以说是组织部门要主动掀起自己的“盖头”来。

紧接着，29日，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在中央外宣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介绍中央党校干部培训和理论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30日，中央党校和中央外宣办还首次联合邀请中外记者走进中央党校，通过参观校园、观摩课堂、与党校教师和学员交流等方式，向外界揭开这一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的神秘“面纱”。以多种形式主动介绍党务信息，回应广大公众和国内外媒体的关切，“七一”前夕中央各部门这一系列密集的“动作”，传递出中国共产党推动党务公开、不断增强党务工作透明度的决心。

党务公开不断呈现新气象

自2009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公开不断呈现愈发开放透明的新气象：中央纪委在所有中央党务部门中首次向境外记者敞开大门，邀请境外记者走进中纪委大院参观；中宣部历史上首次设立新闻发言人；中央文献研究室首次开通官方网站，发布重要文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首次举办“公众开放日”……

党的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学会“主动发声”，把“群众想了解的”和“需要群众了解的”重大关切及时作出回应，同时，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实现党与党员群众的良性沟通互动。

“将来还会不会多组织这样的记者见面会，回答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新闻发言人郭卫民说：“推动党务公开，增强党的组织工作透明度是既定的目标，这项工作一定会不断地往前推进。”

在现场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韩咏红说，相信“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下次还会有机会”。

“新闻发言人”的中国式定义是：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①相近的美国式定义是“新闻发布官－新闻负责人”，但其英语原文press and public relation officer－press and public relation chief②直接外化了“公共关系”的目标指向，而中国式定义则没有突出实际存在的公共关系之诉求。

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在西方国家更是常见。它们一方面是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闻界，并通过新闻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以美国为例，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总统新闻发言人。19世纪20年代，美国普通民众获得了选举权；30年代，便士报诞生。新闻发言人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政治改革、经济增长、传媒大众化的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是最早聘用总统新闻发言人的美国总统。但是杰克逊以及后面几位总统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以私人秘书身份出现，不属于政府系统，政府并不提供资助。直到1857年，麦金利总统上台，他的6名助理才开始领取政府薪水，其中包括负责新闻宣传的科特柳。白宫的记者招待会和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密切相关，塔夫脱是第一个安排每周两次定期记者招待会的总统。从此，虽然有反复，定期的记者招待会还是维持下来，于是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就相对固定了。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制度普遍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除了政府对新闻传播控制的需要外，还得益于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现代公共关系理论的应用从企业界向政府部门渗透。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商界对公众利益的无视激起一些正直的新闻记者的愤慨，掀起了一场揭露企业丑闻的“黑幕揭发运动”。在舆论的谴责面前，工商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注重自身的社会形象。为了改善与新闻媒介以及公众的关系，企业广泛地开展公共关系活动。新闻发言人和记者招待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良好的沟通效果。现代西方政府的行政事务日趋复杂，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常常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把政府的职能活动视为公共关系活动，有效地开展这种活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就能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政府的公共关系活动必须包含公共信息的传播活动。因此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致力于向媒体和公民及时提供信息。在公众中努力塑造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就成为现代高效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在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0000名政府传播者。

其次，新闻媒介积极争取知情权的斗争也促使了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广播电视新闻部主任协会和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在1940年代末共同开展了争取信息自由和公开记录的运动。通过不懈的努力，《信息自由法》在1966年颁布，它要求每个联邦机构公布详细规章，保证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并规定对拒绝提供情况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对任意拒绝提供消息的官员实行罚款等手段，来杜绝来自官方机构的拖延和阻挠。另外，《阳光下的政府法》（即“阳光普照法案”）规定，50多个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的联邦部门举行会议要公开。到了1970年，除了5个州，其余都立法规定要公开涉及公共事务的记录和会议。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履行这两个法案的责任，不得不指定专人对新闻界接触信息和参加会议的要求作出及时而恰当的反应。从这个角度上说，新闻发言人往往作为调解人，调停政府机构想要在相对保密环境下进行工作的要求与新闻记者要求充分披露政府信息之间的冲突。

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一种有限的信息源，作为一种润滑油，协调政府和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此基础上隐蔽地引导舆论。从传播学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议程设置理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风行起来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假说。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传播学者发现议程设置过程并非如此简单，传媒议程背后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博弈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传播学。正如罗杰斯教授所划分的，这一过程包含三个环节，即：传媒议程的设定、公众议程的设定、政策议程的设定。在社会生活中，这三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了政府或政治家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运作过程的需要，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的议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引导。

有一群特殊的公务员频频亮相镁光灯下，出现在荧屏上，曝光率之高不亚于影视明星，他们就是政府的形象代言人——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实际上是专门用于向公众沟通政府的信息，有针对性地回答社会对于公共管理方面的疑问的专业人员。他们主要负责：

准备新闻发布会前的材料，联系有关部门；

发布有关新闻，阐述政府的观点立场；

代表政府或部门回答记者提问；

关注新闻发布后的反响效果。

新闻发言人是一种制度，是对公众知情权有效履行的途径之一，是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重要桥梁。

知识要求：作为一名新闻发言人需具有新闻传播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知识，熟悉新闻相关政策与法规、社交礼仪常识。

技能要求：新闻发言人需掌握新闻发言技巧。

经验要求：新闻发言人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

职业素养：拥有良好的气质形象、人文素养和人格魅力。不仅对新闻具备敏感性，而且对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有较好把握和理解，对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未来有较深入的研究。

设置新闻发言人的初衷是要增强权力与大众的沟通，发言人背倚公共部门而面向社会，要披露政府信息，形成互动。 信息公开法规定了政府义务，新闻发言人是主动达成这一愿景的法定中介。他们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尽可能多地挣脱部门束缚，尽可能深切地投向公共性。这是新闻发言人必须要选择的左右之境，它们对应于可能获致的职业境界。不过也要看到，即便王旭明屡屡制造议题，表现出创新的强烈意志，最后却依然落入窠臼，只能凭机巧得分，足见此间景况的分裂。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外交部率先任命了新闻发言人，中国已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但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几乎都是兼职的，国家行政职务系列上还没有新闻发言人的系列，在正式职位名称上也没有这个名字。自2009年来，全国已有几千人接受过新闻发言人培训，他们都是所在部门的中层以上干部。自2009年来，中国只有少数的企业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2005年，国务院要求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医院、学校和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继续完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机制。

作为政府的代言人，新闻发言人的发言是需谨慎的，已经确立的政策和规定可以公布；而尚在制定或修正过程中的政策不能对外公开。真实是新闻发言制度的生命，新闻发言人所提供的信息，都必须是经过核实的。

在2009年，中国还没有新闻发言人的专门职位，大多数发言人都是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兼任。

章启月(原外交部发言人)

发展路径：从2003年开始国务院新闻办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工作，各地方各部委也纷纷举办培训班，与此同时在企事业界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也开展的如火如荼，学员多为大中型企业老总、负责公关传播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新闻宣传主管。

转型机会：新闻发言人不仅能在政府部门服务，同时也可从事公共关系、教育培训等相关领域的工作。

章启月：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中国外交部历史上第三位女发言人，以端庄、沉着、朴实、亲切的发言姿态而为业内人士称道。

七年之痒

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2008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会就达到1700多场，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与过去相比，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为什么总引发争议

他们的一言一行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他们也时常会卷入舆论的漩涡，遭来广泛的质疑；他们是信息的传播者，却也是信息的过滤器。他们有时是消防员救火队，有时却是适得其反火上浇油。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有好事者将中国的发言人进行了简单的归类。

无可奉告型：虽然是部门或企业的发言人，但往往一问三不知。对政策对状况都不清楚。本来新闻发言人突破了以往官员“训诫”式的角色定位，通过与记者进行平等对话,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但事与愿违，很多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都是三缄其口，口头禅都是“无可奉告”。2010年4月，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说“无可奉告”，将追究责任。

大包大揽型：在中国的体制下，新闻发言人知道的东西有限，并非事事清楚，有的发言人错误地认为，出了什么事情自己的任务就是去堵枪眼，去转移视线，去替人受过，大包大揽，什么责任都自己扛，有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但事实上，“牺牲小我”并不能“成就大我”，而往往是一损俱损。有辨识力和媒介素养的公众，可以区分发言人个人的失误与其所代表的团体的“口径”。

照本宣科型：事先准备好台词，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照本宣科。比如前不久央视连线抗洪前线，面对主持人关于决口有多大、群众转移情况的询问，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充耳不闻，先后介绍了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江西省防总副总指挥的重要指示。其间主持人两次打断、再三询问，平其俊依旧对着事先准备好的稿件大念特念，可谓以不变应万变。

自我辩护型：譬如前段时间闹得轰轰烈烈的霸王洗发水的“二恶烷”事件，发言人一直强调二恶烷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现象，并非“霸王”独有。而实际上公众所关心的只是对消费者构成何种危害，他们并不关心行业里的种种“潜规则”。“霸王”的这种表态，忽视了对消费者权益的考虑，只是一味地撇清干系，难怪会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报喜不报忧型：这是大多数单位的习惯做法。碰到自己需要宣传的好事就大书特书，而记者一问起负面新闻就面露难色，推三阻四，冷若冰霜，甚至视媒体为大敌，抱怨记者嗅觉敏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恼羞成怒型：当一名记者问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某省政协主席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这位委员先是说：“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记者的追问下，他竟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类似这样的恼羞成怒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在替谁说话”，我们也经常听到。

感情错位型：有的新闻发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为本，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而是夸夸其谈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还有的发言人面对火灾、矿难等重大事故时，喜形于色，大谈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悲天悯人。

总之，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在中国从事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1日实行，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大多如履薄冰。很多地方新闻发布也只是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是公布了，但并无后续，甚至新闻发言人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今天更难当吗

有专家认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发言人知道的永远不会比网民更多。面对持有广角镜、放大镜和显微镜的网民，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势群体”、“知情有限公司”。

史安斌并不这样认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看起来‘不比网民了解的多’，主要是体制的束缚”。

童兵说，“虽然网民有各种渠道搜集信息，但网民掌握的信息与新闻发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是有区别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新闻发言人掌握的是内情，网络的信息还需要辨别真假，而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应该是权威的。从信息的质量上看，他们不是弱势群体。”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认为，网络确实使新闻发言人面临极大挑战，而且微博用户通过互相“关注”、“转发”、“目标推送”，可以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模式下的“协作传播”，从而挖掘或逼近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会漏洞百出。

也有专家认为，发言人代表某一国家、集团、部门、企业的利益，他们的“脑袋并不完全长在自己的肩上”。王君超认为，这并不是说，发言人完全没有自我发挥的空间。恰恰相反，发言人如果在每一场发布会前，都能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即召开发布会的目的不仅是“救火”，更重要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那么，在确立“口径”、发布信息时就会实事求是，使发布会取得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受到公众的欢迎，这其实也是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其所代表的部门利益。

在正常的情况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而且有的发言人也做得不错，但一旦遇到危机和突发事件，一切仿佛就打回了原样。史安斌认为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有的发言人认为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由自己决定。但新闻发言人虽然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做到“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新闻发言人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传递诚意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童兵认为，能否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检验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否真诚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标杆。有时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搞明白自己发布的对象是谁，表面上看是记者，其实记者是代表民众来发问的，对于发言人而言，记者的提问没有刁钻和不刁钻的，只有好回答和不好回答的，新闻也没有负面的正面的，都是客观发生的。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公布什么记者的黑名单，完全是不明智的举动。不要低估受众的理解力，不要回避明显的焦点和问题，如果一般民众可以看出来的问题，发言人应该更熟悉更明白。

依然是稀缺资源

人民网成立了一个新闻发言人俱乐部。负责人杜登斌告诉记者，相对于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来讲，企业更需要自己的发言人，因为对于政府的一些报道还容易统一，但对于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来说，一着不慎就是满盘皆输。2009年3月以来，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的问题遭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么庞大的公司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新闻发言人。

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同时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即使是十来个人的小企业也会有兼职的新闻发言人。据杜登斌他们调查，380多家跨国公司中基本上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达到了80%，而在国内，100多家央企真正建立企业发言人制度的不到一半。而对于民营企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足1/5。这样一旦出现了危机事件，临时抱佛脚，显然就只能疲于应付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认为，在涉及大型国企的公共批评事件中，所涉机构的表现都不及格。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往往刚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了，转岗了，这样又要从零开始。

这些年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非常多，经常是培训到哪里，哪里的新闻发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在中国他们依然是稀缺资源。值得忧虑的是，有许多的书籍、有许多的讲座传播的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应对之策、推诿之术，王君超认为如果说发布会有军规的话，那么最大的一条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发布会的社会效果，永远只服从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事实，告知真相。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无论取得如何立竿见影的瞬间效果，都只能是浮云。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的确，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一个能够让信息更加透明，让公众了解到更多真相的工作。

2009年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如果说2003年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那么2011年应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

在新闻发言人成为当前时代流行术语的今天，无论是打开电视还是翻开报纸，新闻发言人的言行随处可见。新闻发言人的优秀与否，在21世纪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媒体越来越有渗透力的今天，已经对现代企业运作模式和社会各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0年底，史克公司在应对其明星产品康泰克的“PPA”事件时，该公司在与政府部门沟通信息后，就迅速把所有相关产品下架，并及时公布信息。由于企业新闻发言人反应迅速、过程透明、把消费者健康放在首位，当康泰克新产品复出时，很快就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与之相反，2006年的SK-II化妆品“重金属超标”危机与2009年蒙牛“OMP”公关危机中，相关公司的反应迟缓与反应过程的不透明则是造成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

发言人的形象就是党委的公共形象，发言人的发言效果直接关系党委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这样的独特责任与使命，注定让党委新闻发言人这个角色不好当，至少要过好这样三关。

语言风格关

立场是党委的，语言是自己的。发言人若不能把党务信息很好地转化成自己的语言，就注定难以胜任这个职位。这势必考量着发言人的智慧和胆量。许多信息政策性、敏感性很强，又规范性有余、生动性不足。转化不好就面临着表述错误的风险，照本宣科则会让人听着味同嚼蜡。

释疑解惑关

在这个透明化时代，党委新闻发言人同样会面临公众的信息质询，必须对一些热点敏感新闻事件作出回答。“无可奉告”可能会激起舆论反弹，“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能会引发更多质疑，“踢皮球”则会让人认为这是党的不良作风折射，终究于党委形象不利，倘若用“躲猫猫”办法恐怕只会引起公愤。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释疑解惑，也表明党委信息公开和接受公众群众监督的决心有多大。

危机公关

对于党委新闻发言人来说，这种危机公关并不仅仅意味着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也不是要去当好灭火队长，而是要熟谙传播规律，具备相当传播素养。如此，发言人才能和媒体实现平等对话，并最终达到既坚守各自立场又各取所需。

新闻发言人：必须拥有高媒商

环球时报：高智商、情商、媒商是官员基本素质

随着新媒体兴起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发展，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而决策透明度的增加，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又加大了政府的舆论压力。因此，对领导干部来说，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学会和媒体，包括新媒体打交道，即尽快提升智商、情商和媒商。

一个人的能力素养由多方面构成。2009年里，有一种说法，一个成功的人，除了具备我们熟知的智商和情商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媒商。这里的媒商就是媒介素养，它是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一部分，更应是官员能力素养构成的重要部分。

自2009年来，屡屡出现的“雷人官话”现象，折射出部分官员媒介素养缺失、执政理念失范。“雷人官话”被媒体广为传播后，让一些干部产生了“媒体恐惧症”，生怕祸从口出，或“三缄其口”，或“退避三舍”。这与其说是谨慎，不如说是不自信。这种不自信，从根本来说，还是官员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所致。

不能否认，由于一些媒体记者的不专业，对报道对象的言论，根据需要剪裁，刻意炒作不当言论，导致报道对象的言论脱离特定语境，给当事人造成伤害。但一些官员由此将自己言论失当、能力不济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媒体，既不客观，也于事无补。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言为心声，言语不当，除口误外，主要是认识上存在误区、表达上不讲策略、行为上不够成熟所致。

一些官员面对媒体不会说话，是因为对媒体的特点、功能认识有误区。他们惯于管控媒体，不能平视媒体。“应对”媒体本身的看法，或多或少带有一种敌意，这反映出对媒体认识的错位。媒体是传播平台，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可“鼓”，也可“呼”，喜欢言之有物的话。在新媒体时代，微博等草根媒体的生命力越来越强，对传统媒体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能产生巨大的舆论能量。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不适应、不习惯是必然的，受伤害也不意外。

一个会对媒体说话的官员，懂得语言传播策略，熟知信息的传播过程，了解媒介的诉求与传播机制，会说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话；其次，对所发布的信息负有把关责任，既要满足媒体和公众的需求，又要对信息进行判断、选择，说适当的话；再次，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懂得分场合说话。如果言论严重偏离民众的生活认知与感受，自然无法让公众接受，甚至被“顶回去”。一个会说话的领导，不仅眼里要有媒体，更要有群众。这样说话，才有对象意识。了解群众的情绪和想法，是会说话的前提。

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人率先垂范，要求转作风，改文风。面对媒体，官员必须说实话，更要会说话。说实话，就是不说空话、少说套话、忌说假话；会说话则要掌握分寸、熟悉规律、把握语言策略。总之，在新媒体时代里，媒商将是一个成功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之一。

如何拥有高媒商----新闻发言五度原则

媒商，是指“媒体智慧”，英文为“Media Quotient”，指企业高层或政府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智商让你具备做事的能力，情商让你具备做人的能力，而媒商则是让你具备做公众人物的能力。媒商这个概念由危机公关专家游昌乔先生于2006年率先提出，并由此总结了“新闻发言五度原则”，又称“媒商---新闻发言五度原则”，或“媒商五度原则”。

游昌乔先生所提出的“媒商--新闻发言五度原则”具体指：

一、高度：

作为公众人物，必须在以下两点有认识上的高度：

1.公众人物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理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公众人物要么掌握公共权力，要么拥有大笔财富，要么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要么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应，直接影响到公共事务，因此公众人物必须要理解并接受公众对他们提出的高于普通人的道德和行为标准。与他们有关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就不仅仅是在于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和知情权，而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需要。公众人物善待公众、善待社会，接受媒体监督，是应尽的义务。

2.引导社会舆论、实现社会正义是媒体的责任。媒体作为公器，有其独立性和公信力，媒体有义务告诉公众事实真相，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指出，民众需要借助媒体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公众人物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因此，媒体必须能够自由地“彻查公众人物的品行和作为”。

据《法制日报》2002年12月19日报道，原中国足球队队员范志毅因上海《东方体育日报》登载他涉嫌赌球的报道，状告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一案，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范志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的部分判决内容如下：“2002年是中国国家足球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国足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范志毅系中国著名球星，自然是社会公众人物，此期间关于国足和范志毅的任何消息，都将引起社会公众和传媒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关注……其消息来源并非主观臆造，从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上看，旨在连续调查赌球传闻的真实性。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从表面上看，报道涉及的是范志毅个人的私事，但这一私事与社会公众关注世界杯、关心中国足球相联系时，这一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新闻媒体对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调查，行使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并无不当。

这个判决书值得所有公众人物熟读之，熟思之。第一，媒体永远是对的；第二，如果媒体错了，请参照第一条。因为媒体代表着公众，媒体的背后是公众的知情权。而代表公众，是道德的至高点，无人能够侵犯。

二、态度：

人们会原谅一个犯错误的孩子，但不会原谅一个不认识错误的孩子。每个公众人物，在面对媒体时，始终得记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是态度，第二是态度，第三还是态度。

1998年1月1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向陪审团秘密作证时，断然否认了是否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的询问。但随着调查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克林顿在撒谎。8月17日晚10时整，克林顿在白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就自己在莱温斯基性丑闻案中误导美国人民而向全国人民道歉，并对所发生的事情负全部责任。克林顿道歉之后，妻子希拉里原谅了他，并得到了美国百姓对他的同情，民众对他的支持度上升了6个百分点。1999年2月13日，克林顿在白宫再次发表道歉声明，他说：“对自己引发这些事件的所作所为和因此而给国会和美国人民增加的沉重负担，我是如此深深地感到抱歉。”

美国人最终原谅了这个绯闻总统。他道歉了，证明他“反省错误”了。他们觉得，宁可要一个有缺陷的人性化的总统，也不要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国家领袖。

说回到唐骏，为何就不能为年轻时所犯的错误向大家道个歉？你只要认识到你之前的错误，你就依然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但你却让我们所有人失望了。

三、风度：

四、气度：

朱军这个三段论式的回答真够老辣的，至少没让小崔跳起来继续舌战到底，将一场信誉危机，化解于无形。

五、尺度：

不要过激反应，不要自我纠结。不要给大家任何理由让自己成为话题，更不要让自己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只要你在话题中心，就会继续遭受伤害。

2.李东生的太极拳。太极拳的精要在于以柔克刚，以阴制阳。郎咸平认为TCL创业的22年，李东生由几乎身无分文演变到身价近12亿元，成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TCL发展的过程实际是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被炮轰之后，TCL集团则向媒体发来6点意见质疑郎咸平的报告。不过，TCL集团明确表示，这些意见是董秘陈华明个人的，不代表公司，公司董事长李东生也不对此回应。与此同时，TCL积极与郎咸平、机构投资者及媒体积极地进行沟通，使信息更加充分和透明，甚至TCL的董秘还跟郎咸平在电视上做“秀”——互送书籍，共同做节目，惺惺相惜。TCL的太极术可谓出神入化，最后终于避开了郎的锋芒。

中华人民共和外交部发言人负责介绍中国政策和有关立场并回答记者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言人负责介绍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动态以及回应军事热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首期发言人多已静音

坚持了8年，作为曾经的首期部委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黯然离职，将远赴波兰。

调查显示，2003年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如今大多都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面对是否最短命职业的疑问，曾对离职“欲哭无泪”的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反问，新闻发言人该顶雷吗？

很难“光荣”退休的岗位

带着“奇迹”、“我反正信了”等“名言”，在经历8年平淡的职业生涯和25天的蹿红之后，铁道部新闻原发言人王勇平卸任了。

17日，打开铁道部官网，王勇平接受采访的视频还在网站醒目位置。

作为2003年从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走出的部委发言人，王勇平在位8年已属不易。

曾发文批评过王勇平在事故发布会上表现的王旭明虽不承认这个职业“短命”，但在当时年龄大多30-45岁的这批发言人中，多数人没有在这个岗位上“光荣”退休。

对比2011年和2003年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名单，当初这支100多人的首期如今已经所剩无几。章启月、孔泉等人们熟知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已赴任驻外大使，而曾以“媒体无知论”、“没钱别上学”等言论而著称的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则在2008年悄然离任。

在17日的微博中，王旭明仍在追问：若说惩罚，应该更高级别领导出席发布会或讲话，而不出席、不讲话，该不该罚？不能让不讲话、少讲话或永远讲正确废话的人永远占便宜得利益，那是社会的倒退！

领导不认可发言人不好做

在2009年里，在故宫哥窑事件、郭美美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表现始终难以让公众满意，王勇平在事故发布会上的“官话”更让百姓诟病。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新闻发言人仍难摆脱官员“背景”，与国外职业新闻发言人并不相同。

甚至在2004年，就有媒体报道说，部委新闻发言人电话一半难以拨通，“无可奉告”、“领导”工作繁忙等语句层出不穷。这与国新办要求的“任何时候面对媒体”相距甚远。

王旭明坦言，新闻发言人是政府和百姓沟通的桥梁，也许最终还是服务于领导的，领导不认可，新闻发言人不好做。

“你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工作没做好，你让新闻发言人去堵枪眼；比如官员不愿意公布信息给公众，这种情况就靠新闻发言人，就靠嘴去说，那效果就非常有限。”

他还举例说，2009年许多新闻发布会，说了半天，里面没有新闻。因为新闻发布会的发布，决定权不在新闻发言人，而是在领导。

公信力缺失能赖发言人吗？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继2003年推行部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2011年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向省、市、县等各级行政机关推广。

但有评论指出，中国舆论的开放进程，比发言人制度的进步要快很多。发言人能够提供的信息，总是赶不上舆论的要求。发言人的“官腔”也最容易导致与民间舆论的对立。有时发言人的表态不仅无助于危机公关，反而火上浇油。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伍新明认为，新闻发言人屡屡受到公众指责的原因并非简单的个人原因，而是官方公信力的缺失。“如果政府工作本身存在问题，那新闻发言人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改变当前新闻发言人考评机制来自上级，而不是公众的话，新闻发言人的表现就很难让百姓满意。

对于王勇平的离职，王旭明更加关注这一职业的权益。“我想问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和权限是什么，新闻发言人该顶雷吗？怎么顶？”他说，如果准备不充分的发布会让新闻发言人去面对公众，事后的责任也要新闻发言人来受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