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综合进化论（modern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又称现代达尔文主义，或新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现代遗传学、古生物学以及其它学科的有关成就综合起来，用以说明生物进化、发展的理论。

20世纪上半叶，生物学的各个分支—遗传学、分类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以及其他领域都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解释进化的含义，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进化论不同的见解，达尔文进化论那种连贯一致的观点丧失了，20世纪中叶，不同学科试图将各自的观点在达尔文理论原则下形成统一而连贯一致的进化论观点，这一行为被称之为“进化论的综合”。

它的代表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杜布赞斯基（T.Dobzhansky）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1942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J.S.Huxley）首次称它为现代综合进化论。达尔文用环境条件长期作用于微小的遗传的变异的自然选择学说来解释生物的进化，很有说服力；因历史和科学的条件所限，他对变异的起源、遗传的规律，还知之甚少。

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后，对于弥补达尔文学说的缺陷本是个很好的条件；由于德·弗里斯（H.deVries）发表了“突变论”，反对达尔文的渐变进化理论，使许多学者（包括当时一些著名遗传学家）都对达尔文学说产生了怀疑，客观上要求对进化的机理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学者切特维里科夫（C.C.ЧeтBepикoB）、英国学者费希尔（R.A.Fisher）、霍尔登（J.B.S.Haldane）和美国学者赖特（S.Wright）等人创立了群体遗传学。他们的研究表明，群体中一般都隐藏着大量的遗传变异，而进化的方向和速度都是由自然选择决定的。杜布赞斯基根据自己的野外观察和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将自然选择学说与现代遗传学结合起来，创立了综合进化论。随后，美国学者迈尔（E.Mayr）在物种概念方面，辛普森（G.G.Simpson）在古生物学方面，斯特宾斯（G.L.Stebbins）在植物学方面，德国学者伦许（R.Rensch）在动物学方面，都分别论述了一些进化的机制，从而加强和发展了现代综合进化论，使它很快就为多数生物学家所接受，成为当代进化学说的主流。

（1）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和通过有性杂交实现的基因重组合是生物进化的原材料。

（2）进化的基本单位是群体而不是个体；进化是由于群体中基因频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3）自然选择决定进化的方向；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

（4）隔离导致新种的形成；长期的地理隔离常使一个种群分成许多亚种，亚种在各自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进一步发生变异就可能出现生殖隔离，形成新种。迈尔在概括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特点时指出，它彻底否定了获得性的遗传，强调进化的渐进性，其认为进化现象是群体现象并重新肯定了自然选择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现代综合进化论继承和发展了达尔文学说，而其依据的群体进化论本身就取材于进化结果统计，能较好地解释各种进化现象，故进化论一直处于全世界科学主导地位，它再也不只是最初的科学假说了。进化的趋同、趋异，间断平衡的提出，都源于生命对环境变化的强大的适应能力而非数量取胜的基因突变。进化度高的动物产子数相对更少但影响获得性状遗传的未成年期更长，共同的环境变化导致相同的获得性状产生一致性持续遗传，这是更符合事实的解释。

拉马克的进化论可精炼为“内在复杂化趋势、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可浓缩成“随机变异、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但略有遗憾的是，综合进化论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核心或“标签”。

遗传变异与各种进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进化是一个悠长的历史过程，拉马克主义、达尔文主义、孟德尔主义和现代分子遗传学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依然存在争议，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已经尘埃落定，现代综合也并未给出公认的令人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