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期，大批华人从中国大陆流散到南洋，在南洋的文化场域扎根，在作品内容上逐渐含有在地风情之书写特色，并开始建构出“自己的属性”。经过百年到1919年新华文学滥觞的前夕，新加坡的文化产业已然成熟，其报业和出版社影响面辐射整个英属马来亚，进而缔造跟马华文学的关系。那时候。南洋华人跟中国家乡联系非常密切，魂牵梦萦著中国的局势。世纪末开始传播的中国国族主义，召唤了他们的华侨意识，巩固了中国本位意。所以，1919年
五四运动在新加坡能被接受，能因此而启动了新华文学，其场域确实是用了百年时间铺垫。新华文学浸泡在茫茫的南洋里，而南洋是华侨的中国国族主义基地。
尤其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南来作家如过江鲫鱼。。为逃离自中国的战火和动乱，这些文人大多荟集在新加坡，少数散布到槟城、吉隆玻，以及南洋其他华人城镇里。有的在报馆里担任主笔、编辑、记者，有的在学校里任职之余投稿给报章、出版成书。这些华侨作家的典型，包括林稚生、林独步、张叔耐，身在南洋而心在中国，笔下刻画出中国的自然风光、人文风俗、政治风波。胡愈之、郁达夫来到南洋，分别任职于《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更加肩担中国抗日的文宣工作。1937年至1942年的抗日救亡文学，既慷慨激昂地回应了中国民族危机，也把新华文学的华侨意识推向高潮.
1920年代末，本地意识初次萌芽。黄振彝、张金燕、法雨、L.S.女士的“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艺里去”，徐杰的“文学要有地方色彩”，曾圣提的“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陈炼青的“南洋文化”，句句口号呼吁作家将眼球转向脚下土地。同时展开的“新兴文学”，关心南洋的劳工阶级，虽然是受到中国无资产阶级影响，但世界大萧条给新马华工的沉痛打击，无疑为文学作品增添了在地分量。然在1937年，本土意识的火苗被抗日的滔天巨浪浇熄。
二战后，本土意识才得以翻身，并且鼓足力量和中国意识进行零距离对决。在地出生的作家逐渐衍生为庞大的阵营，在1947年至1948年的“马来亚文艺独特性”论争当中，跟来自中国的作家分庭抗礼，讽刺后者为“逃难作家”，逼迫后者为“马来亚文艺”在马来亚和中国之间抉择一个单独的服务对象。坚决只能效忠马来亚的作家有苗秀、赵戎、漂清，认为也要关心中国的作家包括胡愈之、洪丝丝、汪金丁、杨嘉。。该论争最后没有定论，但整个文坛已经大转向。许多南来作家回归中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地作家，跟决定留守的南来作家，共同想望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马来亚，新的国族主义诞生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他们可以成为当家做主的其中一员。
既富饶意思又极具吊诡的是，“马来亚文艺独特性”论争是在新加坡文坛爆发而进行的。事实上，1945年至1965年是文学史上特殊的二十年，不但反应了“新华文学”的诡异性，而且揭示其与“马华文学”渊源的纠葛性。争取独立运动，让“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梦与理想，弥漫笼罩了新加坡和新加坡的居民。生活在新加坡的苗秀，积极使用在地题材和语言，其长篇小说《火浪》刻画华族知识份子二战后将本位转向在地，将“马来亚”当作“第二故乡”。。1956年的“爱国主义文学”运动，轰轰烈烈地在新加坡华文文坛举行，热情地想像“马来亚”和“马来西亚”，没有想望“新加坡”。。
1965年后，新华文学才能开始脱离“马来西亚”的想像，跟马华文学告别。新马分家后，两地华族境遇天差地别，华语都在两国同样被边缘化。原因不一，大马马来霸权主义的体制化，在在削落华族和华语的权益，官方钦定马来文学为国家文学，马华文学屈居族群文学的位置。华族在新加坡是多数民族，并且影响力最大，但注重英语的共同语功能和经济含金量，使得华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处在下风，新华文学的代表性只有站在华文源流的立场才能彰显。新华文学因此面对在地场域的解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