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南阳县志》一函八册，十二卷首一卷。该志书长 26.8厘米、宽17.3厘米、总厚度为 12厘米，共721个筒子页，三十余万字，宣纸 竖版，木刻印刷，现存南阳市宛城区档案馆。

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原河南巡抚于荫霖。于荫霖（1838—1904），字次棠，又字樾亭，室园名为“悚斋”。吉林伯都讷厅太平川（今榆树市黑林镇）人，咸丰九年（1859年）已未科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荆宜施道、广东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福建台湾布政使、安徽布政使、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河南巡抚，卸任后寓居南阳，应邀监修南阳县志。于公为通审书稿、厘正讹舛、且刊且改而呕心沥血，于光绪三十年（1904）病卒于南阳寓邸，清廷追封其为地方巡抚加三级、头品顶戴并在国史馆立传。于荫霖有《于中丞遗书》十二卷（《悚斋奏议》、《悚斋日记》、《悚斋诗存》等）行世。《清史稿》有于荫霖传，其人物条目入编《中国近代史词典》（1982年版）等多部辞书。

赐进士出身五品卿衔原刑部主事孙葆田。孙葆田（1839～1911），字佩南，山东荣成埠柳不夜村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刑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改任安徽宿松知县。光绪十一年（1885），调任合肥知县。孙葆田为人刚直不阿，为官廉政爱民，有“包龙图复出”之美誉，其目睹官场昏暗，遂“引疾”辞官，专事学问，历主山东尚志书院、河南大梁书院。山东巡抚李秉衡上疏陈其学行，清廷赐予五品卿衔。曾两度总纂《山东通志》，至宣统二年（1910）成书百余卷。未及刊印，于宣统三年（1911）病卒于潍县。著有《孟子编略》、《校经室文集》等。

光绪25年（1899），孙葆田应南阳知县潘守廉之邀，为《南阳县志》监定，孙葆田以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编志经验，纂定体例、统筹书稿、精心指导，使这部《新修南阳县志》问世后成为近代地方史志中的佳作。

赐同进士出身四品衔在任候补直隶州南阳县知县潘守廉。潘守廉（1845-1939），字洁泉，号对凫居士。山东微山县马坡镇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署南阳知县、邓州知州，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901、1903）又两次复任南阳知县。辛亥革命后，退居天津。他喜好收藏、著述，擅诗词。在河南任官期间，曾著《载桑问答》、《桑蚕要求》、《南阳府南阳县户口地土物产畜牧表》等。民国以后，在天津编著《济宁直隶州续志》、《二十四孝图说并诗》、《净土清钟》等，以《作新末议》行世。

潘守廉初任南阳知县时，鉴于南阳县志失修且二百余年的旧刻漫漶不可卒读，加之疆域变化，遂设局重修。潘君一方面访贤纳士、延聘学者，一方面筹资遣人，东赴上海、南下汉口购回大批参考资料，为编修南阳县志奠定坚实基础。期间潘君曾先后两次调任他县任职，但其始终挂怀南阳修志之事，以信函书札方式协调修志事。当其第三次再任南阳知县时，力排当时因庚子变乱、土匪肆扰、民教之争等时局困扰，锐意竞其事，终使该志告成。

赐同进士出身江西福安县知县南阳人张鳯冈、拣选知县南阳人乔景濂、大挑教职夏邑教谕南阳人任学椿、河工县丞山东人潘矩健、大挑教职兰仪训导南阳人魏廷鉴、八旗官学教习优贡生南阳人雷履堂、举人南阳人张嘉谋。这些当时名甲一方的学者与诸位知名秀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或引经据典、资考证期，或采获旧闻、推表山川，合力编纂出了一部涉年较久远，分类较明晰，内容较翔实的一县之全书。

据资料介绍：（南阳）县故无志，明万历中，知县成逊与教谕宋昂创为之。邑人方九功（万历十七年进士，南阳县人，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称其事核体简。清康熙三十年，知县张光祖，因前令李本深所纂旧志，以属诸生宋景愈等，重共搜辑，成书六卷，书颇疏陋。自是以后，无赓续为之者。同治十三年，吴若烺知县事，始与教授宋君合议重修，甫开局而吴君去。迄光绪二十五年，知县潘公守廉复设局重修，历时6载，成书十二卷首一卷，名为《新修南阳县志》，书稿呈报时任河南巡抚贵阳陈夔龙，陈公披览是书，叹其深稽详考、用力宏深、文章尔雅、斐然可观，欣然为之序，于光绪三十年刊刻问世。

《新修南阳县志》体例较为规范，编排较为严谨，其中“前序后跋”对该书的编纂背景、成书经过记述的颇为清楚，是一部难得的善本地情史料书。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记载：《新修南阳县志》以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标准，全书大抵集故书而成，一一注明来历，极合著述之法，堪称苦心经营之作。

《新修南阳县志》第一册为舆图，除序言、凡例、目次外，另有县境区划和衙署图40余幅。其中县境全图与分保地图，不仅制图精美，而且按方定丈定里之清晰、准确难能可贵，对全县的四至八到、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寺庙道观、驿站集镇、大小村庄、官道、便道、渡口均一一标注，是研究全县区划沿革、地名变迁不可多得的参考史料。另外所附南阳城图、四关图、县署图、学宫图、试院图、学堂图、仓储图等对南阳的梅花古城布局、各级衙署、兵营、寺观、街道等都标示的非常清楚，是今人了解南阳古城全貌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

第二至第八册为卷一至卷十二，分别为沿革、疆域、建置、职官、田赋、学校、祠祀、兵防、沟渠、艺文、人物、杂记，计十二纲三十九目，全方位的记述了南阳县自远古至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发生、发展、变化情况，包含着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史料。

例如田赋志记述的每丁摊派赋税银两的计量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的14位数，即两、钱、分、厘、毫、丝、忽、微、纤、沙、尘、埃、渺（原字为“洱”右边加“少”）、漠、灰（原字为“厂”下边一个“火”）；每户或每丁应纳地亩税竟计量到十万分之一亩，即亩、分、厘、毫、丝、忽；诸多名目的土地分别划分为四类十二等，即金地、银地、铜地、铁地，每类又细划为上中下三等。由于徭役、税赋都是以人口、地亩数为计算基数，民众负担又与税制、税目密切相关，因此田赋志对各个时期的人口、土地数量，税制、税目既有概述又有详记，客观反映了各个朝代开国之初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到逐渐加重税赋，直至民众不堪重负而逃亡或生变的规律。

又如兵防志以详远略近笔法，简记周幽王至秦二世时期的兵事，详述汉初至清季发生在南阳及周边的战事，巧妙论证了兵防志开篇“南阳古兵重，天下有事，受祸最烈，至明季至极矣。”（因避讳清统治者，故说“至明季至极”，实际上该志对清末太平军、义和团在南阳及周边的活动记述颇详）的观点，客观反映了南阳自古为中原冲要、兵家必争之地。该志不仅直记历代兵事，而且还较为详细的记述了与之相关的兵防、屯卫、驿站、保甲情况，对军事机构的官吏指数、兵员数量，修筑的防御寨圩、团练成立及管理机制、乃至一天杀数十人的整饬手段，驿站的沿革、设置数量、方位、相互距离、官吏及马匹配置等都有详细记载，更为可贵的就连地方官吏苦于迎来送往也都详加叙述，比如记述知县李本泽在编纂县志驿站篇时，李知县想起“南来一差，马非数十匹则百匹，北来一差，马非百匹则数十匹，事非报捷则紧急军情，官非王公大人则官长部属，或日至或夜至或日夜数至......是差繁如雨，知县变隶人......”时，不禁舐笔泪下。

《新修南阳县志》的十志二表一舆图，静心细览，篇篇都有引人入胜处，章章都有鲜为人知事。由于清光绪时期，南阳县的疆域涵盖的南阳中心城区和整个宛城区、卧龙区及社旗、方城、南召三县的部分乡镇，因此，《新修南阳县志》所记载的历史信息对这些地方的编史修志、学术研究、历史文化开发传承、工作查考均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