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也称新供给经济学）是2012年以来在中国形成的一个新学派。传统
供给学派经济学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中，供给处于首要的决定地位，但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所以其提出的干预措施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比如反垄断、解除各种管制、主张经济的民营化和自由化，并建议在国内限制甚至取缔工会组织以便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在国际上通过政治力量干预石油价格以便降低企业的原材料成本等。传统供给学派仍然停留在哲学认知和零散主张阶段，并没有提出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而是一些不系统的政策建议。
对于
萨伊定律，
马克思的评价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经济运行状态，复杂的流通环节有可能会中断这个过程。这一判断与新供给主义的认知完全相同。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生产端出发，认为生产是经济的基础，这与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在与需求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认知完全相同。当美国的里根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所采纳的传统
供给学派经济政策极大地恢复了两国的经济活力，而那个时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实践却在中国产生了——这就是
邓小平先生所倡导的“
解放生产力”改革。
多年的计划生产、平均分配和政治动乱，造成中国经济在70年代末已经严重缺乏活力，不仅劳动者被禁锢在土地和“单位”而没有积极性且不能流动，大量资源处于闲置状态，财政资源和储蓄资本低效使用，而且整个社会分工和微观企业组织都处于低水平，知识和创新更是不被尊重。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通过以自由竞争的
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鼓励开放市场和国际贸易，推动分工深化以及市场建设，使长期受到抑制的生产要素潜力得以释放——这些伟大的改革历史，就是“放松
供给约束、解除五大财富源泉
供给抑制”的实践基础。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伟大改革实践，并不是由任何经济理论或改革理论推动的，而是亿万中国人从贫困走向温饱、迈向小康的长期奋斗过程。在这个伟大的实践过程中，国外的经济学者们大部分都在主观想象和推测中试着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而中国的很多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却往往试图从外国人的眼睛中找到我们怎么办的答案——显然，这两种尝试最终不会成功。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前是靠我们自己，以后也必须靠中国人自己。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在苹果产业链的带动下反弹复苏，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新动力，而中国经济却由于供给结构老化连续五年持续下行。怎么办？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主动的战略性选择，而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改革实践基础从供给侧出发持续推动改革的理论探索。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会因为“供给过剩”、“供给老化”、“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等原因，随时可能中断，只有通过“更新供给结构、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机制；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等经济改革措施，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才能够得以不断提升；只有从“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入手，才能真正解决房价、物价等顽疾；只有从“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出发，才能确保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未来中国“库兹涅茨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但应该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并通过深化制度改革，重启“斯密增长”，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
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和供给老化阶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在没有计划手段或行政干预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在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在供给扩张阶段，1个单位的有效供给，能够创造n个单位的有效需求；而在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逐渐降低，直到供给老化阶段1个单位的有效供给只能创造1/n个有效需求。
依靠新供给主义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改革，才能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均衡状态，并恢复增长的活力。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而
资本、
劳动和
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需求。然而，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不但原投入的生产要素报酬不能及时回收，而且大量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1、放松三大
供给约束：即放松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
2、解除五大
供给抑制：即减少土地和资源、人口和劳动、管理和制度、创新和技术、金融和资本的供给抑制，激发五大财富源泉活力，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全面降低企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