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行健（1901年3月11日—1964年7月19日），字天石，古植物学家、地层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01年3月11日，斯行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斯宅村。

1920年，斯行健考入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进预科学习。

1922年，斯行健转入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在李四光和葛利普等教授的影响下，对古生物学钻研尤深。

1926年，斯行健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应中山大学招聘，赴广东中山大学任地质地理系助教。

1928年，斯行健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植物学大师高腾教授攻读研究生，学习古生物学。

1931年，斯行健以论文《中国里阿斯期植物群》通过答辩，从柏林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古植物学家。随后赴伦敦出席国际植物学会，并与印度古植物学创始人萨尼教授结为密友。此后，斯行健又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古植物学，并在短期内完成了专著稿2部。

1933年，斯行健从瑞典回到中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至1937年）。

1937年，斯行健到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至1950年），准备在李四光教授的指导下做古植物学研究，却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困难重重，未能展开。之后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转移到重庆，进行研究工作。

1947年，斯行健赴美国，在华盛顿美国地质调查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学术交流（至1948年）。

1951年，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斯行健先后担任代所长、所长（至1964年）。

1953年，《古生物学报》创刊以来，斯行健连任编委。同年出版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国古生代植物和陆相地层问题的著作《中国古生代植物图鉴》。

1955年，斯行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斯行健编著的《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出版，该书率先指出了中国中生代植物群演替规律，并提出了中国中生代陆相地层的划分方案。

1964年7月19日，斯行健病逝于江苏省南京市，终年63岁。

20世纪40年代末赴美进行学术交流时，斯行健挤出时间多与他自己感到不足的被子植物化石方面专家切磋，为他日后开拓新生代植物的研究作好准备。50年代中国孢粉化石研究尚未起步，斯行健预见到它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潜在价值，尽管具体研究已无暇兼顾，他还是尽可能地作些探索，著文介绍进行倡导，他又鉴于其专业图书的匮缺，并翻译文献帮助其他人从事这项研究。

斯行健在柏林大学求学时，对古植物界权威欣克所著的《东亚石炭、二叠纪植物研究》进行了重新研究。他把欣克当年所定的属、种逐一评述，把问题梳理清楚。1929年写出《校正欣克所著东亚石炭二叠纪植物》的论文，接着又提出东亚中生代的主要造煤时期早于西欧的观点。接着他又在其学位论文中，对苏铁杉进行剖析。斯行健遍查文献，结合标本，以其明快的判断，高度地概括，把它们理清头绪，加以归纳。他在古植物的众多领域里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开拓，奠定了中国古植物学和陆相地层研究的基础。

斯行健一生研究了东起江苏、福建，西至新疆、青海，南自广东、云南，北抵黑龙江、内蒙古等广大地区；时代从中泥盆世至新生代的大量化石，仅描述发表过的标本多达3000以上，创建新种上百个。其著作中仅大型、地区性的植物群研究一项已达8部。中、小规模的也有百来篇。这些著作不仅填补了中国古植物研究中的不少空白，还推进了有关地区基础地质的研究。其中中国晚泥盆世及其后的早石炭世早期乃至晚石炭世早期、纳缪尔期的植物和陆相地层之确认都是和斯行健的工作分不开的。通过上述的大量研究，他为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区域地质的调查提供了可靠的生物地层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地质工作特别是在煤炭资源调查中，急需解决的古植物与陆相地层问题多而迫切。有鉴于此，斯行健特地编著一本系统介绍中国280多种古生代植物及有关问题的书籍。此书不但图文并茂，讨论精详，还以“中国陆相地层时代的讨论”一章作为有关植物群更迭与地层问题的总结，在地质勘探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也曾配合石油地质调查而去陕北考察和采集标本。后来写成《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一书。在结论中，他率先指出中国中生代植物群的演替规律，并提出了从植物进化的观点划分中国中生代陆相地层的方案。这些都是他急生产之急，把多年来从事中国古植物、陆相地层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发展、补充的总结，这是他研究工作的结晶。

斯行健写过一些与现代植物研究有关的文章，最突出的是对二叠纪一种树蕨茎干及其气根的研究，其深入程度足与现代植物学的研究相比。他用古植物学上制备化石的方法对现代水杉表皮的气孔等进行的研究不仅补充了人们对水杉形态的认识，也为植物化石的正确鉴定及其与现代水杉关系的确定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此外，他从古植物和地质学的研究实践对现代植物的分布迁移及其绝灭的问题曾经作过讨论，并专门提到水杉等在中国继续生存的原因。并且早在40年代末，他就曾指出熊猫必然也是要绝灭的，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加以保管，并说其迫切程度远远超过水杉。可惜的是过去长期未受重视，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证明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求实精神所作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截至1964年7月，斯行健发表了专著9篇、编著2本，译著1册，学术论文约150篇，文集1册。

斯行健一贯主张研究就是为了创新，这就需要不断探索。他既重视文献的作用，又反对受其束缚。斯行健在晚年多次告诫学生，科学要有进展就得创新，后人修正前人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历史的进步，否则科学就停顿了。他对学生们的不同意见总是虚怀若谷地倾听、实事求是地讨论。他也十分反对盲目崇洋，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成就和创见非常重视。

1933年斯行健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任教，讲授《古植物学》，这是中国国内首次开设这门课程。1950年到南京大学兼课，专为地质系、生物系的高年级生开设《古植物》课程。

1955年，斯行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斯行健的爷爷斯景，字尔福，号仰止，官名康，曾任湖北东湖县、宣恩县，四川宁远府盐源县、巫山县等地知县。父亲斯启佑，字应谟，号耿周，学名旦，曾就读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回国后怀着办学报国的理想，与辞官回家的父亲和具有同样抱负的族兄友人一起，在山村家乡创办现代学堂——斯民学校。

1937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图书、标本在内迁中，几经周折，辗转搬运损失殆尽，斯行健个人多年苦心搜集的资料又几乎全毁于庐山。

1938年8月，在恩师李四光夫妇的介绍见证下，斯行健与朱有年结婚，之后生下一女一儿，分别取名为斯枫、斯苇。“枫”“苇”，均为植物。

1956年，中国首次评选科学奖金，即“中国科学院第一次科学奖金”，后来被认为是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评选科学奖，这次获奖成果中斯行健的申报的一项成果《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被评为三等奖，但是在评奖结果公布之前，他得知自己的成果被评为三等奖，感到失望和不满，他立即“要求撤回，不然就要停止工作”。最后，奖金委员会尊重斯行健的意见，将他从获奖名单中撤下。

斯行健是早年留学回国开创古植物学的学者，为中国古植物学研究与教学奠定了基础，是中国陆相地层研究的先驱。他艰苦创业，治学严谨，为中国古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科普中国评）

“他（斯行健）在研究工作中每有心得，即向后学讲解。由于他诲人不倦，当时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无不受其教益。”（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穆恩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