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梅尔瑟（1930 - 2017），Smelser，Neil Joseph，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的学生。

1952年获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就读。195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旧金山精神分析研究所进修，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72年成为该校社会学教授。1969～1973年和1980～1981年，两度担任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曾在一些社会学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任职。斯梅尔塞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制度、集体行为、社会变迁，以及人格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声誉。在《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一书中，他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通过考察1770～1840年间英国兰开夏郡棉纺工业的历史情况，探讨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对家庭结构和对社会分化的影响，认为这一历史过程导致了成功的经济性分化，拓展了行动范围，并产生一系列响应市场要求的非经济性分化。斯梅尔塞的研究对现代化理论有一定影响。著有《经济与社会》（与T.帕森斯合著）、《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集体行为理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社会学解释论文集》、《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方法》、《变化中的学术市场》等。

斯梅尔瑟不能单纯地从心理的角度来解释集体行为，而应该将集体行为的形成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斯梅尔瑟提出，只有在以下六个因素不断累加影响下，才会导致集体行为的发生。

1、结构性助因。

社会的结构的构成方式必须满足集体行为形成的一般外部环境条件。例如，商场抢购这一集体行为的发生，就必须先得有商场这种购物环境的存在。

2、结构性紧张。

社会中存在着的缺陷和矛盾，这些冲突因素会引起人们的怨恨和不满。例如，罢工这一集体行为的发生，常常是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要裁员或降薪，从而导致企业员工的愤怒，此种情绪是促成集体行动的重要条件。

3、一般化信念。

人们对结构性紧张引发的怨恨情绪必须转化为一种共同的认识。一方面是要求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共享同一种解释方式，另一方面是要求对问题的解决方法共享同一种信念，即相信可以通过集体行动（例如罢工）来促成问题的解决。斯梅尔瑟相信在群体力量的作用下，人们是很容易冲动的接受一般化信念的。

4、促发性因素。

某种突发的事件导致了人们受到情绪上的强烈刺激，从而成为导火索，导致了集体行为的发生。例如，足球场上裁判的一次误判，常常会直接导致对立球迷们闹事。

5、行动动员。

当人们开始付诸集体行为时，通常会产生出行动中的领袖，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一定的共同行为规范来引导集体行为。若此种动员是有效的，那么集体行为就能得以持续的进行下去。

6、社会控制。

集体行为一旦形成并趋向严重的话，国家的社会控制力量就会介入，以控制集体行为的进一步扩散。若控制得当，集体行为可能停止；若控制不当，集体行为反而可能激化和扩大。

显然，在斯梅尔瑟的理论中，六个因素分别在集体行动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因此提供了关于集体行为形成的过程理论。另一方面，在斯梅尔瑟的集体行为模式中，结构性紧张导致的怨恨以及对一般化信念的冲动接受，都暗示着集体行动中的人仍然主要是由非理性因素支配的。

与传统理论强调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特征不同，新一代的研究者更愿意假设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乃是理性的，并从这一假设出发来揭示集体行为的产生机制，由此形成了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