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但在事实上，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没有民主思想，他们根本就不会来。而且在和我们合作的人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报告的第三部分。

[2]指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五月二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举行的三次会议。

[3]张浩，即林育英，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在延安病逝。

出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文化思想底色是农民文化

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必然要务实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去适应和迁就农民文化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象对农民进行广泛而有成效的社会政治动员。”(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38页)1942年，毛泽东就以赞赏的语气肯定彭湃与农民一起去拜菩萨并借机发动农民的做法。这一“适应和迁就”主要表现为要求从城市来的、主要受近代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作为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上就是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划清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后一面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成为“农民形式”，加重了党的农民化色彩，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少困扰。四十年代的胡风即提出过异议，1980年邓小平又重提反对封建主义问题。

当然，毛泽东个人并未无条件地认同农民文化，一方面，他虽推崇民歌和戏曲，但其欣赏趣味仍然偏重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从屈原到曹雪芹、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毛泽东的阅读生活主要不是由农民直接提供的;另一方面，利用农民文化又与其组织农民以改造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理想紧密相联，毛泽东历来认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必须改造，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毛泽东都主持推动了不同形式的农民组织，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类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经常以“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为前提。(毛泽东：《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农民文化是必须借用的形式，却又是被改造的对象。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引自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43页)从传统农民文化出发创造现代革命文化才是毛泽东的文化追求。

在此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