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起文章辨体，大概都会想到明代两部著名的
文体学著作，即吴讷的《
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
文体明辨》。其实在明清之际，还有一部重要的文章辨体著作，即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该书收录先秦至明末（个别清初）经、史、诸子、百家、山经、地志等各体文章，类聚区分，合一百三十二类，七百八十卷。规模之巨大，甄录之广博，辨体之精严，为历来总集所罕见。可惜，此书长期湮没无闻，未能沾溉学林。
明贺复徵编。是书，首无序目，书中有复徵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宪副昔宦夔门，时为天启甲子六月。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宪副为郎南都，嗣後入粤归吴”，又云：“先宫保
中泠公请师演说《金刚经》。又吴吟题词云，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予以病
侍行。”考丹阳贺氏一家，登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进士；邦泰孙世寿，万历庚戌进士，官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世寿子王盛，崇祯戊辰进士，按之复徵所序祖父官阶年月，俱不相合。又每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而《千顷堂书目》乃不载是编，均莫详其故也。复徵以
吴讷《文章辨体》所收未广，因别为?讨，上自三代，下逮明末，分列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每体之首，多引
刘勰《文心雕龙》及
吴讷、徐师曾之言，间参以己说，以为凡例。其中有一体而两出者，如“祝文”後既附“
致语”，後复有“致语”一卷是也。有一体而强分为二者，如既有“上书”，复有“上言”，仅收《贾山至言》一篇；既有“
墓表”，复有“阡表”，仅收欧阳修《
泷冈阡表》一篇；“记”与“纪事”之外，复有“纪”，“
杂文”之外，复有“杂著”是也。有一文而重见两体者，如王褒《僮约》，一见“约”，再见“
杂文”；沈约《修竹弹甘蕉文》，一见“
弹事”，再见“杂文”；孔璋《请代李邕表》，一见“表”，再见“上书”；孙樵书《何易于事》一见“表”，再见“纪事”是也。又於金、元之文，所收过略。而後人拟仿伪撰之作，如张飞《新都县真多山铭》之类，乃概为收入，未免失於别裁。意其卷帙既繁，稿本初脱，未经刊定，不能尽削繁芜。然其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且其书只存抄本，传播甚稀，录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约之一助尔。
《文章辨体汇选》三代至明末诗文总集。780卷。明贺复徵辑。有海宁陈氏春晖堂钞本，《四库全书》本。本书编者以吴纳《文章辨体》所收未广，因悉心蔸罗，积毕生精力钞撮而成。全书辑录上自三代下逮明末诗文，标列各体，分门别类，依类相从，为132类，每体之首。皆有凡例，多引刘勰《文心雕龙》及吴纳、徐师曾之语，间参以己说。此书卷帙繁富，稿本初脱，未经刊定，不能尽削繁芜，不免珠砾兼收。有一体重出者，一体强分为二者，或一文重见两体者，甚至收入后人拟仿伪撰之作，未免失于别裁，而于金元之文所收过略。然书中时有为人所不经见之“坠典秘文”，《干顷堂书目》不载本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其书只存钞本，传播甚稀。”故此书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对文体学研究有参考作用。
关于《文章辨体汇选》一书的作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日：“《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贺复徵编。复徵，字仲来，丹阳人。”认为此书为明代丹阳人贺复徵所编。《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九八“经籍考”、《钦定续通志》卷一六三“艺文略”著录略同。此书版本，今日所见，只有四库本。而四库馆臣当时见到的，也只是传播甚稀的抄本(见该书提要)。
《文章辨体汇选》的编纂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不过按《四库全书》的前后编排次序，显然是把它放在明代的，意其为明代后期编纂的文集。然而，该书收贺复徵所作《杨尔宁经山诗草题辞》既说杨尔宁丙戌前后所作为《经山诗草》，则贺文必撰于顺治三年之后，《文章辨体汇选》之成书，则又当在贺文之后。又据陆林《文章辨体汇选》“四库提要”辨误——兼谈“施伯雨”撰《<水浒传自序>的来源》（《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考证，贺书所录《道光和尚述》撰于顺治八年，则其成书下限，至少也在此之后了。《
四库全书总目》由于认为此书编于明代，所以又谓此书“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而《
千顷堂书目》乃不载是编，均莫详其故”。推其原因，大抵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不录清人著作，而《文章辨体汇选》成书已在人清之后，故“不载是编”。至于编纂原因和成书过程等具体细节，由于此书没有作者自序或他人题跋，因此缺少直接的说明材料。然而。从书名看，选文辨体，无疑是贺复徵从事这项浩大工程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动力。而明代文坛盛行的辨体思潮，则是催生此书的深厚土壤。
贺复徵（1600-1631），明，字仲来、景来，大参少子。天启时恩贡，善读书，无贵介气。积书万卷，因自号卷人。丹阳人。善诗文，爱收藏玩赏古玩字画。热衷佛事。作品有《云社约》（卷五一）、《吴吟题辞》、《杨尔宁径山草诗题辞》、《杨尔宁经山诗革题辞》（卷三六三）、《比丘尼海义补陀斋僧募缘疏》（卷三七九）、《救荒末议》（卷四二六）、《道光和尚述》（卷六二九）等。
又《丹阳县志补遗·文苑》亦以复徵为明末文士，其传曰：“贺复徵，字仲来、景来，大参少子。天启时恩贡，善读书，无贵介气。积书万卷，因自号卷人。当时荐于朝，征修《熹宗实录》，事毕即归隐，遍游山水，惟以著作自娱。”虽对传主的性情才学有所介绍，然生平叙述过简。参修国史，乃士人极高荣誉。此时复徵年岁几何，竞无从得知，殊为憾事。所幸《文章辨体汇选》中收录了贺复徵本人数篇文章，为进一步探究其行迹提供了可贵线索。
《云社约》详细记载了云社结社缘起、活动内容、规章制度等，为了解明代文社活动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社约记载了云社诸子的姓名、字号、生年，从中得知贺复徵出生于万历庚子年（1600）。据《明史》记载，《熹宗实录》约撰于崇祯六至九年间。则复徵人京，当在35岁以后。云社诸子中，复徵最年长，可能是云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从“生同乡，业同道，行同志”来看，云社为丹阳一邑之文社，十二社友都是丹阳人，因志同道合而结为一体。结社时间不详，但从其中最小的两位成员汤愚公、张范我都出生于万历甲寅年（1614）来看，至少要到崇祯元年（1628）以后；其持续时间，则不会迟于清兵入关之年（1644）。社友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或商榷古今，或吟诗作赋，或觥筹交错，或登山临水，表现了雍容自得、风流儒雅的文士生活。从现存材料可知，贺复徵本人善诗文，曾自编《吴吟》诗集，又为社友杨尔宁编《杨尔宁径山草诗》、《杨尔宁经山诗草》，可惜都未传世。又《石渠宝笈》卷四三载“元钱选《观鹅图》一卷”，中有“贺仲来鉴定珍藏”之语。《清河书画舫》卷七下：“与可墨竹妙绝，古无其人。后惟补之叔雅画梅子，固所南兰蕙水仙，差堪继响。此外如日观葡萄，世人以得草书法称之。然鄙性绝不喜也。”注日：“练水汤愚公携示杨补之梅卷，后有元人题识。”可见贺复徵、汤愚公都爱收藏、玩赏古字画，这可能也是云社诸子的日常生活内容。 云社诸友中，除贺鲁缝弟、贺古愚侄外，与复徵过往最密、感情最深的，当为杨尔宁。这可从贺复徵两次为他编次诗集、撰写题辞表现出来。杨尔宁小复徵九岁，性情超绝，寡合于世。复徵于其人，不以“世法”接之；于其诗，不以“世法”读之，可谓深具了解之同情。盖尔宁行事虽如闲云野鹤，心中自有块垒。《杨尔宁经山诗草题辞》日：“嗟乎，江海横流，不遑安处，而犹切切不废啸歌，寄情吟咏，则其心更苦甚。故于丙戌。”丙戌年，为顺治三年（1646），即清兵人关的第三年。“江海横流，不遑安处”数语，当非泛泛之叹，而是寄托着神州陆沉的深哀巨痛的。易代之际，士人的出处去就，最能表现其志节操守。贺氏为丹阳望族，复徵父及同宗叔伯皆有仕宦功名，自己又曾参修国史，而入清之后，形迹不显，当与尔宁一样，心念旧朝，归隐山水，“其心更苦甚”，是他们的共同感受。除了人京修史外，贺复徵一生至少还有两次远游。据《道光和尚述》，第一次是天启乙丑年（1625），复徵26岁时，因父仕宦夔门而入蜀，并开始与道光和尚密切交往，时有诗文酬答，直至道光去世。第二次是崇祯辛未年（1631）秋，“家大人粤西命下”，复徵“以病侍行”，时年32岁；《吴吟》集中的吟咏，即为此而发。复徵父、祖皆信奉佛法，优养沙门。道光和尚在蜀时即倚仗其父；其后虽云游四方，而每年必一至丹阳，最后定居丹阳城西，亦赖复徵与祖宫保公赞成其事。这种因缘关系，自会对复徵的思想产生一定影响。《道光和尚述》载其赠道光诗日：“丹阳郭里舟，白岳岩前寺。去住本无心，了此一大事。”又日：“惠远非逃世，深公宁买山。齐云岩上路，何日共跻攀。”表现了对佛法的领悟和高僧的钦仰。复徵知交杨尔宁息影山阿，“与--Z禅衲谈金仙之学”，可谓同声相应。复徵还有《比丘尼海义补陀斋僧募缘疏》一文，可看出他对佛事的一贯热心。《救荒末议》一文，渗透着对荒年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并以历史上著名的救荒善政为借鉴，提出具体可行的应对措施。从中可以看出，贺复徵并非忘情世事之人，而是有着传统儒士蒿目时艰、关心民瘼的情怀。 以上是对贺复徵平生事迹和思想的简单勾勒，虽片鳞只爪，也大略可以了解其人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