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外患，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敌人一个比一个强大。辽仅对宋的北方边防形成威胁。金灭了北宋，一度挥军南下，但宋室尚能保存半壁江山。到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元朝蒙古铁骑南侵时，宋终于逃不了灭亡的命运。不过，南宋末年，宋臣并非全都束手待毙，他们为了保家卫国，或慷慨战死，或从容就义，其事迹可歌可泣。

初八日，召天祥至殿中。长揖不拜。左右强之，坚立不为动。极言：“宋无不道之君，无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权臣误国，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将、叛臣，入其国都，毁其宗社。天祥相宋于

再造之时，宋亡矣，天祥当速死，不当久生。 ”

上使谕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天祥曰：“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又使谕之曰：“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天祥对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遂命之退。 明日有奏：“天祥不愿归附，当如其请，赐之死。”麦术丁力赞其决，遂可其奏。

天祥将出狱，即为绝笔自赞，系之衣带间。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过市，意气扬扬自若，观者如堵。临刑，从容谓吏曰：“吾事毕矣。”问市人孰为南北，南面再拜就死。俄有使使止之，至则死矣。见闻者无不流涕。

揖不拜:只作揖,不跪拜.既平常礼节 强（qiang第三声）：强迫 上:指元世祖忽必烈 坚立不为动：坚定的站立，不屈服。极言：极力抗辩。不道：无道，做事不讲道理。孔曰成仁：《论语·卫灵公》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成仁，成全仁义。孟曰取义：《孟子·告子上》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取义，即要义。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召唤文天祥到宫殿中。文天祥见了皇帝只拱手作揖而不跪拜。皇帝的侍臣强迫他，他仍然坚定地站立着，不被他们所动摇。他极力述说宋朝没有不循正道的国君，没有需要抚慰的人民；不幸谢太后年老而宋恭帝幼小，掌权的奸臣误害了国家，用人、行政，措施不当，你们元人利用我朝的叛将、叛臣，攻入我朝的国都，毁灭我朝的国家。我文天祥在大宋危急而力图恢复兴盛的时候辅佐宋朝，宋朝灭亡了，我文天祥应当尽快就死，不应长久苟且偷生。 元世祖派人告诉他说：“你用侍奉宋朝的忠心来侍奉我，就任用你当中书省宰相。”文天祥说：“我文天祥是宋朝的状元宰相，宋朝灭亡了，只能死，不能偷生，希望一死就够了。”元世祖又派人告诉他说：“你不做宰相，就做枢密使。”文天祥回答说：“除了一死以外，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元世祖就命令他退下。 第二天有大臣上奏说：“文天祥不愿意归顺服从，应当赐他死刑。”参知政事麦术丁极力赞成这个判决，元世祖就批准他们的奏议。 文天祥将被押出监狱前，就写下遗书自我表白，挂在衣带中。那文词写着：“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因为已经尽了人臣的责任，所以达成了仁德。读古代圣贤的书，所学的不是成仁取义的事又是什么事呢？从今以后，我差不多就没有愧疚了！”他被押过市区时，气概神色自然，态度从容，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团团围住。即将受刑时，他不慌不忙地向执刑的官吏说：“我的事都已做完了。”问市场上围观的人何处是南？何处是北？面向南方拜了又拜，然后受刑而死。不久，有使者前来传令停止行刑，到达时文天祥却已经死了。看到、听到的人，没有不伤心流泪的。

南宋末年，宋臣之英勇抗元者大不乏人。如李庭芝、姜才曾坚守扬州，后被元军所俘而壮烈牺牲。但当时抗元之慷慨英烈，其功绩之卓著者，首推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人，他们被誉为「宋亡三杰」。文天祥(1236年－1283年)，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自号文山、浮休道人。理宗宝四年进士，名列前茅，后历任刑部郎官、知瑞赣等州。恭帝德元年(1275年)，他在赣州组织义军北上抗元。次年任右丞相，前往元军营中谈判，被扣留。后脱险，辗转流亡至南方，与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坚持抗元。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经过连番激战后，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兵败被俘，被解见元将张弘范，挺立不拜。弘范与俱入山，要他为书招降张世杰，天祥「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最后文天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以「生死安足论」之气概，壮烈就义于燕京。

文天祥虽然救不了南宋，但其浩然正气，可谓光耀千古，至今仍为后人所传颂。

文天祥从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被杀，一共被囚禁了三年两个月。这段期间，元朝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物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的条件之优厚、等待的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其它的宋臣。因此文天祥经受的考验之严峻，其意志之坚定，也是历代罕见的，从《正气歌》的惊天地泣鬼神可以体现文天祥誓死不屈的精神。

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被元军俘虏后送到大都，元朝想利用骨肉亲情软化文天祥。文天祥一共育有二子六女，当时在世的只剩此二女，年龄都是14岁。文天祥接到女儿的信，虽然痛断肝肠，但仍然坚定地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如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又写诗道：「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表示国既破，家亦不能全，因为骨肉团聚就意味着变节投降。

利诱和亲情都未能使文天祥屈服，元朝统治者又变换手法，用酷刑折磨他。他们给文天祥戴上木枷，关在一间潮湿寒冷的土牢里。牢房空气恶浊，臭秽不堪。文天祥每天吃不饱，睡在高低不平的木板上，又被穷凶极恶的狱卒呼来喝去，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由于他坚决不低头，元丞相孛罗威胁他说：「你要死，偏不让你死，就是要监禁你！」文天祥毫不示弱：「我既不怕死，还怕什么监禁！」在囚禁的孤寂岁月里，他写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爱国诗篇。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世祖忽必烈问大臣们：「南方和北方的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奏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下了谕旨，拟授文天祥高官显位。投降元朝的宋臣王积翁等写信告诉文天祥，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王积翁见他如此决断，不敢再劝。不久，忽必烈又下令优待文天祥，给他上等饭食。文天祥请人转告说：「我不吃官饭数年了，现在也不吃。」忽必烈召见文天祥，当面许他宰相、枢密使等高职，又被他严辞拒绝，并说：「但愿一死！」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就义的消息，就聚集在街道两旁。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举止安详。行刑前，文天祥问明了方向，随即向着南方拜了几拜。监斩官问：「丞相有什么话要说？回奏尚可免死。」文天祥不再说话，从容就义，终年47岁。

文天祥殉难后，人民以各种方式纪念他。曾经参加义军的王炎午写了《望祭文丞相文》，赞扬文天祥像岁寒的松柏一样坚贞。他的死，使「山河顿即改色，日月为之韬光」。1323年，在文天祥家乡吉州的郡学里，他的遗像挂在先贤堂，与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等并列祭祀。1376年，北京教忠坊建立了「文丞相祠」，后来，他的家乡吉州庐陵也建立了「文丞相忠烈祠」。文天祥的文集、传记在民间流传很广，历久不衰，激励着民族的正气。

在抗元过程里，文天祥对忠君与爱国二事处理得非常恰当。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宋恭帝投降后，他没有跟着投降，而是坚持「君降臣不降」。后来，文天祥兵败被囚，元朝又利用宋恭帝去劝他投降，他还是不从。在他看来，宋恭帝是君主，不幸失去国家，值得同情。但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决不能以忠君的行动去改变他忠于国家的信念。

英国人马戛尔尼也在他的传记中这样写道：那些反抗鞑靼人野蛮统治的中国人，不仅仅是为了一朝一代的存亡抛洒热血，他们更是人类文明的卫士，是人类反抗野蛮的斗士！他们的行为，值得所有文明进步的人去怀念和敬仰。

文天祥不仅是一个爱国者，也是一个政治家。他认为宋朝的危机主要在内部而非外部，因此积极要求改革。他批评宋朝「守内虚外」（即镇内媚外）的方针，要求加强地方力量以抵御外侮。同时提出革除祖宗专制之法，通言路、集众思、从众谋，发挥中书枢密院的作用，主张用人必须举贤授能，收用君子，起用直言敢谏之士。由此可见，文天祥的政治主张，不但表达了时代的要求，而且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