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书中列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等。
张爱玲在走红的两年间，作品主要发表于《新中国报》系统的《杂志》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及由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等九大刊物中。其中除了《紫罗兰》及《万象》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张爱玲投稿该刊可说是胡兰成牵的线，而《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法西斯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的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在此之前一天，即八月十三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已经在重庆成立“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推老舍、孙伏园、巴金、姚蓬子、夏衍、于伶、曹靖华、靳以、梅林、叶以群、张骏祥、徐迟、邵荃麟、黄芝冈、徐蔚南、马彦祥、赵家璧、史东山等十八人为委员，负责调查“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旋即于八月二十二日召开首次会议，“决议处理附逆文化人办法如下：（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二）拒绝其加入作家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三）将附逆文化人名单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版书刊；（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等，一律拒绝其参加；（五）编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六）要求政府逮捕公开审判。”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又发出《慰问上海文艺界书》，慰问沦陷时期“在敌人魔掌下坚贞不屈”的上海文艺界景宋（许广平）、郑振铎、夏丏尊、王统照、李健吾诸先生，信中再次强调“本会已设立机构，负调查文化汉奸之责，但因情形隔阂，进行不易，现特恳诸位先生分头调查并搜集证据”（以上均引自一九四六年五月《抗战文艺》第十卷第六期）。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光复不久的上海，由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就很值得注意了。如果说当时已在上海书肆报摊出现的指责张爱玲为“女汉奸”之流的小册子，如《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等等都是匿名之作，显得不够光明正大，那么《文化汉奸罪恶史》却是公开署了名的。此书前言《几句闲话》署名“司马文侦”，显然是个笔名。《
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书目文献出版社）著录此书时，把“司马文侦”误作“司马文森”。司马文森确有其人，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风雨桐江》等，大陆“文革”中死于非命。他当时远在南方（包括桂林和广州）从事抗日文学活动，后来又到了香港，与上海沦陷区文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