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上来,在高等教育方面，提出“高等教育应以发展工科和理科为重点，并积极地发展农林和师范科，适当地发展其他学科”。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修改了八大的正确论断，急躁冒进,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相应地，1958-1960年进行了“教育大革命”,其中在高等教育发展上，既有盲目冒进的问题，也有推动发展的成绩；而为扭转全盘苏化进行的改革尝试，同样是既有成绩，也产生了不少失误。针对“大跃进”中种种无视教育规律和冒进做法的不良后果，1961年9月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它是高等学校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对相关失误进行了初步纠正。

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是我国教育史上值得总结的阶段。它敢于解放思想，对教育改革进行了多种试验，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高等学校来说，其目的是要克服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也反映了师生对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它的内容是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大改革，涉及到学制、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并带动科学研究的广泛开展，还包括实行全民办学，多种形式办学，教育管理权限下放，以及招生分配制度的改革等。这些改革，有的是有益的尝试，有的是有启迪的创举，有的是违反教育规律的蠢事，需要分清主次，衡量得失。

一、“教育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有应当肯定的正确部分。

如1958年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大学时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并提出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生要勤工俭学，等等。刘少奇同志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并要求在一切学校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师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改变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评判学生学习成绩时，应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以实际行动来衡量其政冶觉悟的程度，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员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党委书记和委员力求担任政治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全国统一的，违反这个统一性，就破坏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在发展教育事业上，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行三类主要办学的体肌，即第一类是全日制的学校，第二类是半工半读的学校，第三类是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这些都是正确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二、加强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为了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的党委领导体制，1958年从中央各部门抽调了1000名高中级党员干部(其中司局长以上干部200名，处科级干部800名)加强文教战线，派到高校担任校院长，党委书记的就有100多人。各省市、自治区也相应地抽调了一批中层骨干派往高等学校。据1959年2月统计，仅山西、辽宁、河南等16个省市派到高等学校担任系党总支以上领导骨干的干部达1230人。

三、初步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体制。

1959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社论，明确指出这三者应该以教学为中心，围绕教学，进行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1959年6月，教育部在青岛召开的高等工业学校教育计划座谈会中，提出的制订教育计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就包括“加强生产劳动教育，把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并且以教学为主；使教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的内容。广大师生通过勤工俭学、下乡下厂，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开展科学研究等活动，接触了实际，普遍加强了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同时也增强了体质。这种做法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形成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也支援了工农业生产。有的高校改革毕业设计，与生产结合“真刀真枪”地参加了国家重要工程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如清华大学承担了密云水库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程的设计工作，南京工学院承担了北京火车站工程的设计工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参加了首都十大建筑的美术设计工作等。

在此期间，有些高校在科研方面还取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如：60年代初，复旦大学建成了加速器实验室(包括质子静电加速器和电子感应加速器)，在当时国内居于领先的地位，同时还研制了我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103电子管计算机，浙江大学电机系于1958年发明电机的双水内冷技术，与工厂合作创制了国际上第一台双水内冷隐极式二极汽轮发电机和双水内冷凸极式同步发电机，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北京航空学院研制成功。北京一号。电机，华南工学院电工系和中山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合作，于1958年试制出当时比较先进的模拟电子计算机。许多比较困难和艰苦的科研项目也是在这一时期上马或扩大工作规模的。例如，北京大学生物化学基础研究方面的多肽合成，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等。南京大学地质系师生于1957年开始对华南花岗岩进行研究，1958～1960年进行了大规模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50年代末，高等学校中先后建立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研究所(室)17个，其中经济、历史、语言文字、教育方面的研究机构11个，外国问题研究机构4个，博物馆、纪念馆2个。

随着科研活动的开展，也促进了各校教学内容的更新，一些工科院校加开了近代物理课或在物理课中增加了近代物理的内容。半导体、原子能、加速器、计算机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进入我国高校的教学内容。

四、教育事业有较大的发展

新建了一批高校和新兴尖端的学科和专业。在目前全国的重点高校中就有13所是在1958至1960年新建或改建的，有的已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学校，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958年9月在北京成立的(后迁至合肥市)，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校长，设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等13个系。教师大多由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担任，据不完全统计，在办学最初5年中，到校兼职的300多名科研人员中就有正、副研究员127名。学生也去各研究所参加科研。该校的毕业生基础厚，质量较高，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科研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1965年该校基本粒子理论组和兄弟单位一起提出的“层子模型”理论，在当时处于该学科的世界前沿。又如1959年9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的医学人才。其他还有北京化工学院(1958年9月新建)、华北电力学院(1958年新建)，阜新矿业学院(1958年8月新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1960年10月新建)、大庆石油学院(1960年改建)、华东工程学院(1960年新建)、江苏工学院(1960年新建)、山东海洋学院(1959年3月新建)，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1958年新建)、新疆大学(1960年10月成立)、湘潭大学(1958年6月新建)等。此外，在1958年，吉林省长春市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吉林省延边市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农民大学——延边黎明农民大学，在1960年，青海省成立了青海大学。在华侨教育方面，1958年国家决定重建著名的暨南大学，到1960年又创办了华侨大学。在此期间，部属和地方院校也有发展。仅上海一地新建的部属院校就有上海铁道学院，上海铁道医学院、上海海运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等5所。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还依靠地方力量新办了一些大学，如北京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都成为地方大学中的骨干学校。

在此期间还新增了一批专业，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国防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填补了过去的缺门。如复旦大学从1958年开始，就致力于新学科的建设，到1962年正式建立的新专业有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计算数学、力学、高分子化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无线电物理、电子物理等九个。到1963年，复旦的新专业已建成实验室43个，一些比较高级复杂的实验室设备，如加速器、等离子体、超高真空、电光源，放射生物等，主要是依靠教育、技术人员和部分高年级学生自己动手制作成功的。1958年，上海交通大学为了保证卫星上天和原子能动力装置的早日建成，也增设了乖线电、应用物理、核动力装置、自动控制、数学及计算仪器等新专业。1960年7月至8月，教育都和国防科委在青岛联合召开有48所高等院校及中央有关部门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了国防尖端专业的设置与布局问题，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作了《高等学校要为促进国防现代化而奋斗》的报告。

业余高等教育(包括夜大学、高等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等)也有很大的发展。1957年全国业余高等学校的学生只有7.6万人，1960年发展到了9.3万人，有很大的盲目性，但从1961年调整到1965年为止的5年中，学生人数仍始终稳定在40万以上。上海市到1959年，全市全日制高校共举办夜大学和大学函授部12所，学生达2万多人。1960年该市还创办了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以提高工业战线涌现的一大批生产能手和技术革新闯将的科学文化水平，得到刘少奇和高教部的赞扬。1960年3月我国第一所电视大学一北京电视大学开学，开设数、理、化和中文四个专业，学制分4年制，5年制，第一期共招收本科和预科学员6000余名。其后，上海、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广州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了电视大学，吉林，重庆等地则成立了业余广播大学。

在此期间，还试办了一批半工(农)半读的高等学校。如全国闻名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在1958年8月成立的。该校的办学方针是：。半工(农)半读，勤工俭学，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全校共设农业、林业、畜牧业、工业、渔业、蚕桑等6个专业，本科4年，专科2年。该校成立3周年之际，毛泽东曾专门给该校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其办学方向表示完全赞成。

五、较大幅度地增加了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中共中央于1959年3月作出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北京大学、中园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16所高等学校为全国重点学校。1960年，中央又决定增加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第四军医大学及通讯工程学院等4所学校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又增加了吉林大学等44所学校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1963年，又增加浙江大学等4所学校为重点高校。“文化大革命”前全国重点高校共计有68所。这68所重点高等学校中，有14所综合大学，33所工科院校，2所师范院校，4所农林院校，5所医药院校，2所外国语院校，3所政法、财经院校，1所艺术院校、1所体育院校，以及3所军委所属院校。办好这些学校，对于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加强对重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教育部在1960年就先后召开了两次重点高等学校的工作会议。2月在天津召开高等教育重点学校问题座谈会，讨论高等教育(自然科学部分)中重点学校的作用、任务及如何办好重点学校等问题，还对全国重点高校的规模与专业设置，设置研究生院、协作进行科研和仪器生产，举办附属中学，毕业生分配，保持师资和干部的相对稳定，配备政治工作干部及加强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4月在北京召开了23所重点高等学校党员校院长、党委书记会议，主要讨论了1960～1962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学校办生产企业，建立研究生院，以及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依靠地方党委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等方面的问题，还交流了教学改革的经验。1960年4月教育部还发出了《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发展规模的意见(草稿)》，在1960年工0月，又发布了《关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由教育部、中央各主管部门与地方分工负责，实行双重领导或三重领导，上下结合，各负专责，《办法》还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修业年限，每年招生名额，学校发展规模的确定，学校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经费和基本建设的管理，学校经常工作的领导等事项作出了规定。

一、事业上急躁冒进，盲目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

当时提出“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加之教育管理权力下放后，缺乏宏观控制，各省、市、自治区甚至工矿企业、人民公社都掀起办高等教育的热潮。全日制高校以1957年同1960年对比，学校数从229所猛增到1289所，增加462.9％(不包括企业和人民公社办的高校)；招生数从10.5万人猛增到32.3万人，在校学生数从44万人猛增到96万人，增加118.2％。由于盲目发展，很多学校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师资准备，不仅教学质量下降，也超越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不得不从1961年起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全国高校由1960年的1289所调整到1963年的407所，在校学生由96万压缩到了5万。

二、劳劝过多，科学研究过多，政治和杜会活动过多，完全打乱了教学秩序，极大地加重了师生的负担。

1958年学校的各种劳动不断，从9月开始几乎普遍停课，参加大炼钢铁和三秋劳动。1960年上半年很多学校又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上海高校到1960年5月就有2万师生到690个工厂和70个公社参加”双革“运动。农业部把农业院校师生一律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林业部把林学院系的全体师生下放农村锻炼1至2年。国务院抽调2.7万多名高等、中等学校地质，化工、化学专业师生，参加大办钢铁运动，仅北京市就有5000多师生分赴16个省市，参加采矿、选矿及化验分析等工作。

三、教育改革违反教育规律，在若干理论问题上造成思想混乱。 ·

如在政治与业务关系上，把政治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其结果是冲击业务，否定业务，歪曲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夸大教育脱离实际的错误，片面强调实践的作用，出现了否定学校教育以学习间接经验和理论知识为主的倾向，否定或贬低教师、书本和课堂教学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发生大砍大并基础课，大破专业课的理论体系，发动学生编写教材，严重地削弱了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在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上，违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对待中外文化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不讲借鉴，许多文科课程，以论代史，许多学校大量缩减古代课程的比重，致使中文系的学生竟不知唐宋八大家的名字，历史知识极为贫乏。在基础与专业的关系上，对课程不适当地进行合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物理专业，均将普通物理与理论物理合并，南京大学将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无线电工程基础等基础课和专业课合并为一门物理课，讲课时数减少261小时，减少38.15％，学习总时数减少522小时，减少27％。在学生的学与用的关系上，过分强调在干中学，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间得不到保证，特别是学生干部，会议活动过多，占去很多时间。学生的文体活动过多，而且硬性规定集体参加，很少自由支配时间，既影响学习，也影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