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ecclesiology），指有关教会的神学。教会只有一个，但教会学自古以来却具不同内容。教会起源于耶稣，新约时代已经称之为「基督的教会」（罗十六16）。

教父时代形式上并无教会学著作。然而在教会生活中却表现出当时教会的自我意识，此可称为非形式的教会学。它基本上经验自身在圣神内与复活的基督同在；它出自天父永恒的救恩计划，由耶稣的宗徒传出来，向世界传报福音

教父时代的教会自第二世纪以来清楚肯定自己是启示真理的捍卫者。罗马教宗以及其他主教的职务、圣经正典（也称为圣经纲目）的制订、礼仪圣事逐渐固定，都指出教会的基本制度；地方教会之间的和平、爱德与共融也同时发扬教会更深的奥迹。此可由当时继续延用新约的教会图像（子民、身体、新娘、一群、天国等等）中见出。

当时天主圣三信理与基督信理正在演变，这与教会捍卫真理身分密切有关；第四世纪以来的大公会议之举行，已在肯定教会不能错误的恩典。

至于罗马教宗的首牧职务自第四世纪以来更加明朗地受到注意，虽然东方教会并不完全同意。

（1） 中古士林神学界（参 19）初期维持教父时代的教会学；圣奥斯定（Augustine, 354-430）的基督身体与教会，以及两者之间的贯穿，可谓主流思想。

（2） 罗马教宗的首牧职务更以法律形式突出，此亦促成东西教会的分裂（1054） （参 267）。至于教宗额我略七世（Gregory VII, 1073-1085）的改革，果然力求将教会自世俗权力解脱，但另一方面却使教会趋向于中央集权；于是教会学历史上所谓「完整社会」的模型发萌。教宗是「基督的代表」，伯铎继任人是君主集体社会的首领，以此与世俗帝王相对。因此教会学最初著作的书名是《论罗马公教会》、《论罗马教会的首席职务》。同时教律学家大兴，所有教会学著作都以教宗权力为中心。

此时萌芽的「完整社会」模型的教会学将继续维持，直到十九世纪为高峰。不过，教会历史中并非缺少异议，即使中古时代，已有圣伯纳（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所着的《深思》，指向教会的精神。至于中古后期的威克利夫（J. Wycliffe, 约1320-1384）与胡斯（J. Hus,1370-1415）仅是集精神主义的极端论调。因而受到康士坦斯大公会议（1414-1418） （参 480）所指斥（DS 1210－1213）。

（3） 多玛斯（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著作中并无专着论教会。此是今日神学家以不同理由予以说明的问题。但此并不意谓他著作中一无有关教会的思维。教会为他是来自圣三奥迹，其使命是在圣神内，实现降生与复活的救恩，重整人类生命中的天主肖像。他平衡地把握教会的内在奥迹与制度法律。

中古士林神学兴盛时期，除了一方面支持神学家的「平行训导权」以及「教会不可错误」（参 414）之外；另一方面却也有「教宗不能错误」之说。至于教宗的首牧职务虽然予以承认，但大公会议亦有与之补充的功能。两者相合，教会遂感愈臻圆满。

（4） 中古长期政教之争，亚味农（Avignon）教宗时期，以及教会三分阶段，构成罗马教宗无法维持教会的一统。于是有1414年康士坦斯大公会议的召开。此公会议虽然结束了教会的分裂，为教会学却制造若干疑窦。要点在于大公会议与教宗之间的关系。所谓「教会会议至上主义」（也称为「大公会议主义」） （参 420）主张大公会议在教宗之上。此说虽然不能成立，但十八世纪却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另一方面它却也保存共融教会学的痕迹。

几乎所有梵二颁布的宪章、法令、宣言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它意识中经验到的教会。事实上，这是一个教会自我反省的大公会议。1975年，大公会议闭幕后的十年，世界主教特别会议上指出共融教会学是梵二的基本中心概念。共融基本上是指藉耶稣基督，在圣神内，与天父相通。圣洗是教会内共融的基础，使人进入教会内的共融。领受基督圣体，使所有信徒在基督的奥体─ 教会内亲密的团结在一起。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挥梵二的教会学。

（1）教会的奥迹性：共融的根源是天主圣三（LG 2-4），教会是父、子、神的新创造，因此它是奥迹。梵二已经不再企图为教会制造定义，于是试着自各种圣经图像来认识教会（LG67）。三个图像：天主子民、基督奥体和圣神的宫殿，自三个更为重要的角度表达教会的共融奥迹。

（2）教会的圣事性：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原始圣事，他是教恩的象征。因此教会实是基本的圣事，它是基督救恩的象征。梵二称它「好像是在基督内的一件圣事，就是说，它是与

天主结合，以及整个人类团结合一的记号和工具」（LG 1）。这综合了教会有形与精神两面。而这两面即信、望、爱三德的团体和圣徒组织的社团是互相结合为一的（LG 8）。如此梵二修正了中古以来的制度模型的教会学，但并不忽视教会的结构。反而由于教会的圣事性，肯定主教职务由圣秩圣事授与（LG 21），使结构与恩宠相合。如此超越很久以来治权与圣秩之距离。这是梵二教会学的大贡献。

（3）教会的团体性：圣事性的共融指向古代教会强调的主教团（LG 22），恢复大公教会与地方教会的正确关系。同时也肯定天主子民的圣统性共融，一方面职务分明，另一方面基本平等，教会中的参与和共同负责得以清楚肯定。此与「完整社会」的教会学模型有所不同，后者偏重法律与权力，对于教友的地位比较消极，远不如梵二一般指出教友的「信仰虔诚」与「神恩」（LG 12）；此有赖于基督身体与圣神的宫殿二个教会图像的启示（LG11）。

（4）教会的历史性：天主子民图像为教会表达出救恩史幅度。基督是救恩史的圆满与高峰，因此教会是末世性的救恩团体：由于它已经得救但尚未完全实现，表达出旅途的张力。教会是圣的也是有罪的，为此梵二大公会议自认常应悔改与革新。同时旅途教会跟随基督背负十字架，遭受苦难；它也得与贫穷受迫、痛苦被辱的人类走在一起，所以它是贫穷人的教会。

旅途教会还不完美，甚至它自身遭受分裂的伤痛。梵二大公会议自这角度承认教会需要合一。为此，一方面它在自身保有一切得救的方法中肯定分裂团体的教会因素，（LG 15）。另一方面坚持合一运动的必需性（UR）。

（5）教会与天国：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学，使它发现与耶稣传报的天国、以及与天国来临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的。过去不加分析地将二者相等的思想已不再重复。但由于天国与教会都是动态的实体，因此二者之关系无法一言以蔽之。比较代表梵二思想的是二者密不可分；教会在旅途之中，是天国业已来临的标记、真实的标记。天国在它的生命中象征性地实施；它为天国作证。但它也不断地祈求：愿你的国来临（LG 5，6）。

1975年特别世界主教会议，对于教会在现代世界的使命，回应梵二《牧职》（GS）宪章说：「教会即是共融，它是世界得救的圣事。为此，我们肯定的说，教会牧职宪章是十分重要尚且十分切合现代需要的。可是，我们也发现目前的时代讯号，却多已和梵二大公会议时代的不同。今天在世界各地，我们可以看到饥饿、压迫、不正义正在直线上升；战争带着它的痛苦在不少地方肆虐，恐怖主义与暴力以各色各样的方式到处猖獗。这一切迫使我们再次作更深入的神学反省，使能以福音之光解释这些时代讯号」（结束报告）。

虽然环境有所不同，但梵二《牧职》宪章视教会为仆人的图像一直延续在天主子民的经验中。同时梵二所重现的实践教会使命的各种途径，继续影响今日教会。1990年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了纪念《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G）签署二十五年，颁布了《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通谕。教宗列举实践使命的途径，莫不都以梵二文献作为根据：

（1）生活见证：这是传播福音的最先的形式。「凡是基督信徒，无论是在何处，都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主张，给人建立善表，证明自己在领洗时，已经重生，成为新人，且因坚振圣事，而为天主圣神的神力所坚强」（AG 11）。

（2）宣报基督、归依与授洗：这是使命的核心与基础（AG 13-14）。

（3）建立地方教会与本地化：「这种教友团体靠本民族的文化资产，要深深植根于民众间」（AG 15），但教会即是至一而又多型的，它在全世界文化中吸取积极的价值。不过本地化并非只是外在的适应，而是指真正的文化价值整合在基督宗教中而发生的变化，同时使基督宗教扎根在人类的不同文化中。

（4）宗教交流：梵二大公会议表示教会并不排斥其他宗教所拥有的真理与圣善。而且还敦劝信徒承认、保护与促进它，也鼓励以明智与爱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流和合作（NAE2）。

（5）促进人类的发展：这是《牧职》宪章的全部内容，表示「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的喜乐与期望、痛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痛苦与焦虑。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GS 1）。

根据上述的各种使命途径，足够在教会行动中看出梵二的教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