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面和花朵》完全打破了传统的
线型或板块组合的叙事结构，它的结构方法也不限于时空交错和线型，而似立体交叉等等，它建立在一种崭新的小说观念的基础上，把传统和现代揉合在一起，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把故乡延津的“
老庄”与整个世界的大舞台融合起来，采用某种物景描述，插进书信、电传、附录以及歌谣、俚曲等各种可以调动的叙述形式，组成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然而又
井然有序的新的结构形式，这种新的结构形式的特点和意义，当然有待更周密深入的研究才能详述，但只要浏览一下作品，即可以为其新的艺术风貌所吸引。至于小说叙述方法的独特和多样，排比句式的成功运用以及调侃格调的设置，在这篇短文里也都难以一一阐述了。
首先，它是中国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长篇小说”。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在描述长篇小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发展的趋势时，指出其重要的变化即是以情节长篇小说向精神长篇小说的转化，他说：“现代长篇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长篇小说。”杜亚美的这种描述是就整个世界文坛而言的，无疑是精辟的，是一种创见。在我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坛上，无论是恢复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抑或新写实和被看作“
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其优秀者也大致只停留在对客观世界比较独特比较认真的描摹上。青年作家刘震云也是从这一条路上走过来的，因此他看到这种局限。于是在这部长篇新作的创作上，他试图走一条新路，即注意开掘“深藏的和隐藏的现实”，用主要精力去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心灵并进行深入开掘的现代精神长篇的新路。这就是二十世纪法国小说家布鲁斯特在其长卷《追忆似水年华》中所开辟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故乡面和花朵》看成《追忆似水年华》式的作品，或者说它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中国版，是有道理的。
我们看到，
刘震云在小说中用那么多看似调侃实则严峻的笔墨解剖“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秘书长俺孬舅(刘老孬)以及俺孬舅身边的种种人物，以俺孬妗冯·大美眼到瞎鹿叔叔、小麻子和六指以及诸如刘全玉、脏人韩等等人物的心灵，实际上是对中国二十世纪末乡村文化的解剖，也是对我们民族灵魂的解剖，扩而言之，又是对世纪末人类灵魂的一次有深度的解剖。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确认它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现代精神长篇小说。
其次，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又是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一次有意义的试验。我以为，长篇小说作为一种篇幅的不限叙事性的文学，更应讲究文体，也就是讲究怎么写；而我国长篇小说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其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是作家文体意识的强化和长篇小说在文体上的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的文学，应该是重视文体的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尤其如此。这一点，我们在刘震云长篇新作《故乡面和花朵》里似乎读到一点新的信息。刘震云是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他把《故乡面和花朵》的创作作为一次有意义的长篇小说文体试验而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其三，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瑰丽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也是让人感到震惊的，这也构成它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或者说，表现出它重要的艺术价值。八十年代初以来，传统现实主义的恢复，新写实的兴起，“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就其关注现实生活，表现时代风貌这种精神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人们普遍感觉到，文学的贴近现实以至于越来越现实化，是以牺牲作为文学的重要表现的想象力为代价的，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不足，感到遗憾。在我们读包括刘震云的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作
《一地鸡毛》、
《单位》等作品时，一方面为其细腻逼真所折服，但同时也明显感到艺术想象力的缺乏。而《故乡面和花朵》正是对此的匡正。我们随便打开它的某一卷某一章，都可以感受到艺术想象力所辉映的艺术光彩。诸如第一卷第一章写“我”(小刘儿)和俺孬舅骑着“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的毛驴逛丽晶时代广场时对毛驴和时代广场的描写，就充满奇特的艺术想象和夸张；再如第二卷第三章写大腕瞎鹿和巴尔·巴巴的故事时，也充满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艺术想象。这种艺术想象同小说中的调侃，排比式的语言，构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艺术风格。而这，正是一部大气的作品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