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鲁迅于1921年1月创作的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新青年》第9卷第1号。

《故乡》全文主要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可概括为“回故乡”，描写了故乡的萧条景象和作者见到故乡的复杂心情，并交代了“我”回故乡的目的。

第二部分可概括为“在故乡”，写“我”回故乡的见闻与感受。第二部分又分四层，第一层次（从“第二日清晨”到“收不起钱来”）写老屋的寂寥，更使“我”沉浸在深深的悲凉之中；还写与母亲商定搬家的事情。第二层次（从“你休息一两天”到“我得去看看”）写“我”回忆与少年闰土的友情。在这一层次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当时“我”家与闰土家的情况：“我”家的家境不错，“我”是一个少爷；闰土家境虽然不算好，但也还算过得去，“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说明闰土的家境还可以，也可以看出当时帝国主义的势力还没有来得及渗透到中国的农村。接着作者写到自己与闰土相交的几件事，并且和闰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第三层次（从“母亲站起身”到“出去了”）写作者见到了“圆规”杨二嫂。杨二嫂本来被称作“豆腐西施”，但现在在作者的眼中，她已经成了一个自私、刻薄、尖酸、爱占小便宜的小市民的代表。“我”从她的外貌、语言、动作等方面刻画了这样一个人物。第四层次（从“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到“已经一扫而空了”），写“我”见到了中年闰土。

第三部分可概括为“离故乡”，写“我”怀着深深的失望与痛苦的心情离开故乡，但“我”并不因此消沉、悲观，而是寄希望于未来和下一代。第三部分又分两层，第一层次（从“我们的船向前走”到“竟也跑得这样快”），写“我”及家人乘船离开故乡，其中插叙了杨二嫂的细节。第二层次（从“老屋离我愈远了’’到全文结束），写“我”坐在船上远离故乡时的感受。

《故乡》写于1921年，描述的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里战争的爆发、列强的掠夺侵略、政权的争夺更替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农村问题更是日益突出。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千年的君主帝制被推翻，建立共和政体，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并没有被改变，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农民问题依旧尖锐。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1914年袁世凯盗取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中华民族陷入军阀动荡的混乱时期，人民生活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正如《故乡》中描述的那样，兵匪官绅重重压迫、苛刻的赋税、严重的饥荒、冷漠的人心，鲁迅先生在文中展现出底层人民生活的心酸与痛苦，也表达出对惨败的故乡景象、麻木的故乡人的悲痛与无奈。

《故乡》的故事原型是1919年12月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老家变卖多年的老屋，和母亲以及宏儿一起去异地谋生。据知，这次回乡大约一个月，在这期间，鲁迅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惨败景象、农民的凄苦生活、小市民的颓然，尤其是童年玩伴——闰土的悲苦境况，“希望”破灭，内心悲愤、痛苦，有着“藏否不知所云”的复杂心情，由此写下此文。

“我”

“我”是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因为要交割房产而返回故乡。在停留故乡的过程中，“我”见到了两个故人：杨二嫂与闰土。然而他们跟“我”记忆中的模样相去甚远，使“我”感到十分隔膜。最终“我”带着物是人非的感叹离开了故乡。

闰土

闰土是“我”儿时的玩伴，是贫苦农民形象，童年时活泼、善良、真诚，因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压迫，成年后贫困潦倒，麻木、卑微、木讷。闰土这个人物根植于辛亥革命前后，他生活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当中。闰土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广大底层农民的遭遇，他们受尽了欺凌，对苦难根源有直觉，希望改变现状，作者也借此表达了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强烈控诉。

杨二嫂

杨二嫂年轻时稳重漂亮引人注意，被称作“豆腐西施“，豆腐店的生意也非常火爆；在“我”回到故乡时，杨二嫂变得自私刻薄，让人生厌。杨二嫂这一形象是20世纪20年代城市小市民的代表，她的命运和遭遇，从城镇小市民的角度揭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衰败、萧条和没落，反映了社会破产的广泛性，在更深的层面上开掘了《故乡》的主题。

宏儿

宏儿是“我”的侄子，在全文中着墨不多，但给了灰黑色的故乡一抹新绿的生机，饱含着鲁迅先生对故乡明天的愿望。宏儿的四次出场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四个愿望：希望故乡越来越好、希望少年的友谊天长地久、希望再回到故乡看看、希望故乡的人回归真诚友善的人性。

母亲

母亲是一个着墨不多却又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的形象。她拥有体贴入微的母爱、娴熟的交际技巧，持家教子有方、处事能力突出，在文章中起着串联情节的作用。

水生

水生是闰土的第五个儿子，没有见过世面，“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他和宏儿成了快活而真诚的朋友。这种朋友与社会地位和出身无关，它是孩童心连心的真诚友谊。鲁迅对水生和宏儿的友情，既忧心忡忡又充满希望。

《故乡》发表之后，茅盾（沈雁冰）先生最早从《故乡》中挖掘出“隔膜说”的思想解读，他认为这篇小说想要体现的主要核心观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隔膜”。1982年，安永兴先生在文章中认为《故乡》的主题即是“哀人生之隔膜”。“隔膜”一词在文章中几次出现，作者用闰土的前后变化作为纽带，通过对比突出“我”与闰土之间无法弥合的这层“隔膜”。在“我”的儿时回忆里，闰土与“我”一起玩耍，无话不谈，但再次见面后“我只觉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作者在文中通过对儿时故乡人与事的回忆，反映出“我”与过去的故乡之间存在的隔膜。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过对水生和宏儿的描写来衬托这种“隔膜”，也间接从“隔膜”中引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希望”。在文本的尾段，“我”重新审视了与闰土之间的关系——“竟隔绝到这地步”，并期望水生和宏儿不要再像“我俩”一样疏离起来。这些都表明作者心中对“隔膜”的遗憾抱有希望。在鲁迅的同时期小说里，“隔膜”“高墙”等词汇频繁出现，体现出作者对人与人平等关系的渴望。

在人教版1987年出版的《初中中学语文课本》和《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中提到“《故乡》描写了辛亥革命年间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贫苦的现实境况，它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弊病，表达了作者渴望创造新生活的伟大抱负。”严家炎先生曾谈到，《故乡》提出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农民问题”；林非先生提出“《故乡》深刻地反映出近代农村生活的破产”；陈涌在书中提到“鲁迅表现了近代中国农村的急剧破产”。文章中的闰土是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文章是这么描写闰土的日常生活的：“吃不饱”、“收成也很坏”“总要捐几回钱”、“不太平”、“生意也折了本”，这些充分反映了在当时破产的农村经济下以“闰土”为代表的农民没有收入来源，惨遭反动统治的剥削与压迫。同时，文章在母亲与“我”的交谈中提到“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揭露出辛亥革命时期，底层劳动者饱受经济压力与阶级压迫的双重打击。闰土二十年来的悲苦遭遇，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贫苦的现实境况，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农村的真面目。

《故乡》描绘的不单单是鲁迅现实中的故乡，深层次指代的是精神上的“故乡”―—是一种精神寄托。正因为儿时的“我”与闰土之间有过愉快而平等的相处模式，才让“我”对儿时的“故乡”充满依恋与怀念。回忆中的儿时故乡是自由平等的，是返乡后的“我”在灰暗现实里为自己留存的一块心灵净土，是“我”理想中的“精神故乡”。二十年后，当我满怀期待地回到记忆中的“精神故乡”，迎接“我”的却是荒凉萧索的景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凉薄和隔膜，这使“我”的心灵归宿彻底幻灭，心中的“精神故乡”也被无情打破。“鲁迅注目的中心不是人们物质生活的困苦，而是精神的痛苦与病态”。王富仁曾在文中提到“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现实故乡中的‘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现实‘故乡’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精神落脚地，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这种失落感使“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故乡》实质上表达的是“我”理想中的“精神故乡”在病态的现实面前被侵蚀与丧失。

《故乡》讲述了一个关于希望的主题。《故乡》是日本初中语文教材“适应环境而生”单元里的一篇选文，日本教师认为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是体会文章中的“希望”哲学。文本中《故乡》所表达的今昔变化与人事变迁，恰恰可以证明希望的二重性，“鲁迅通过故乡的二重性表现了希望的二重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儿时的“故乡”是“我”对现实故乡的寄托，“我”渴望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期盼着人们可以不被压迫、不被精神茶毒。在文章的尾段，“我”想到“宏儿不是正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这里“我”将理想的“希望”寄托给下一代人。此时，“我”对“故乡”的记忆与过去的现实分离，成为朦胧的画面——“碧绿的沙地、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儿时与现实重叠，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我的内心发芽。孙绍振认为“《故乡》聚焦的是社会人生，人与人的精神沟通。现实的故乡虽让人产生忧郁情绪，但回忆的故乡仍然美丽纯洁让人舒心。未来的故乡虽希望望是渺茫的，但放在新的生活中是说不清的，因此《故乡》所写并不仅是精神故乡的必然败落，也表现了作者对新的生活及精神美好境界某种无望的向往。”整篇文章是按照“我”寻找“希望”——“希望”破灭、离开故乡——在绝望中找到“希望”的发展脉络叙述的。文章的最后，作者将“希望”比作“路”并坚信“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它表达的不是一种单纯的绝望，而且在经历绝望后的重新振作，它是对于绝望的抗争，重新燃起对“理想故乡”的信念。

《故乡》是紧紧地围绕着“故乡”的今昔对比来描写环境、塑造人物和安排情节的。小说的开头写“我”为告别故乡而来，先写萧条的故乡，然后由“我”的回忆引出儿时“美丽的故乡”。在今昔故乡已经形成鲜明对比的基础上，作者着力描写现实生活中的故乡和故人。在这里，作者不仅写了“我”和闰土重逢的情景，写出了他们之间的隔膜，点明了主题，把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而且围绕着这一组中心人物，安排了其他人物的出场。宏儿、水生以及杨二嫂，都在读者面前显现出他们栩栩如生而又各不相同的面孔。最后，小说的结尾写“我”告别故乡而去，通过“我”的直接抒情，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结尾富有哲理意味的议论，深沉而又隽永，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的余地。全篇的结构，从经线看，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顺理成章，首尾呼应。从纬线看，各种人物以多重对比的形式交错出现：“我”和闰土各自的中年与少年是鲜明的对比；“我”和闰土昔日的友谊和今日的隔膜又是鲜明的对比；宏儿和水生，以至闰土和杨二嫂，都是鲜明的对比。人物描写如此，环境和情节的描写亦然。这在塑造人物、明确和深化主题等方面，无疑都取得了强烈的效果。

对比可以使人物和事件更加鲜明，但这一方法运用得稍有失当，即露斧凿痕迹，甚至有失真之嫌。鲁迅写《故乡》的高超之处，在于寓鲜明的对比于日常生活之中。作品所展现出来的生活的画面，就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质朴，毫无雕琢的痕迹。出现在这个画面上的环境，是江南普普通通的一个村庄；出现在这个画面上的人物，是当时社会上随处可见的普通农民、普通知识分子和并不少见的小市民。这些人物的性格发展史——情节，只是从日常生活中撷取的几个片断。这一切，使小说具有毋庸置疑的真实性。但是，这个画面上的普普通通的村庄，又是旧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它可以使许多过来人联想起自己记忆中的“故乡”；这个画面上的普通农民、普通知识分子、并不少见的小市民，又分别是某一群人的代表，以至读者看到这些人物，就会联想起自己心目中的闰土、迅哥儿和杨二嫂；这个画面上的日常生活的片断，又交织着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矛盾。这一切，又使小说具有令人叹服的典型性。鲜明的对比和真实性、典型性浑然成一整体，可谓天衣无缝。这是现实主义可能达到的极高的艺术境界，也是《故乡》的主要艺术特色。

浓郁的抒情色彩，是《故乡》的又一艺术特色。

如前所述，鲁迅写《故乡》时，正值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时期。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上科学和民主的潮流，势必要在先进分子的头脑中得到反应，使他们在面对现实时充满激情。作家们在写作时，就难免直抒胸臆。这是社会上发生大变革时常有的现象，也是形成《故乡》的抒情色彩的时代原因。但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作品，要切忌“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马克思语)作品的倾向应该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应该让它自己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且作者的观点越是隐蔽，作品的效果就越是好一些。但这并不排除与具体形象水乳交融的议论和抒情。具体作品需要具体分析。《故乡》中的“我”，在小说中是贯穿始终的人物，且和闰土处于整个艺术结构的中心。“我”的议论和抒情，不仅是衔接各部分的针线，而且对具体形象的描绘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比如：见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和萧条景象，“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的感叹；听到母亲谈起闰土，“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重逢时意外的一声“老爷”，必然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更是画龙点睛，明确了主题；结尾的抒情则明确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给读者以鼓舞和力量。可见，这些议论和抒情，在小说中不仅是情所必至，理所必然，而且无不符合“我”的身分、教养以及他彼时彼地必然产生的思想感情。这样的议论和抒情，就不是作者从具体形象外面强加给作品的多余的东西，而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首先，作者善于运用不同色彩的语言描绘环境，烘托气氛。写今日凄凉的故乡，语言低沉、冷峻，在读者面前展现的是一幅炭笔画：“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仿佛使我们置身于深冬季节江南的原野，一个“横”字，把一片荒凉的景象尽收眼底；“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使一派肃杀之气扑面而来，一个“抖”字，就象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把衰草的形态推到了读者的面前。写昔日的故乡，语言则明朗、热烈，在读者面前展现的是一幅色彩绚丽的水彩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一望无际的西瓜”。美丽的景象，令人神往。而所有这些描写，又无不和人物的心情交相辉映：冷峻的环境衬托出人物心情的“悲凉”；明朗的环境恰好是少年闰土和迅哥儿纯洁友谊的绝好背景，真正达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艺术境界。

《故乡》的人物语言，更为读者提供了卓越的典范。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语言都是符合人物身分的。闰土和杨二嫂的语言更是高度个性化的。少年闰土的语言简短、有力，他向“我”介绍月夜管西瓜的情景，简直绘声绘形：“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把农家少年的神态刻划得惟妙惟肖，以至读者可以想象到他那紫色圆脸上的神采，甚至感觉到他那短促的呼吸。中年闰土的语言，虽然同样简短——这反映了共同的农村生活所形成的农民子弟和成年农民性格的连贯性——但却消失了童稚气，变得沉重、木然、时断时续：“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它仿佛使读者能触摸到闰土脸上的皱纹，感受到他那无声的叹息。这反映了在生活的重压下人物性格的演变。而一声“老爷”，更是写尽了一个深受等级观念毒害的贫苦农民的精神状态，两个字就在“我”和闰土之间筑起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杨二嫂的“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好象使读者看到了她薄薄的嘴唇和顾盼的眼神，把一个思想庸俗而又嘴尖舌利的小市民写得活灵活现。

小说中的人物语言，要反映出人物的性格，做到“言为心声”，固然不容易，但也许还不是十分困难。十分困难之处在于：通过对话把人物写活，使人不仅“如闻其声”，而且“如见其人”。读了闰土和杨二嫂那些富于行动性的对话，在读者脑海里会很自然地浮现出“这一个”闰土和“这一个”杨二嫂的具体形象，而不会和任何一个别的“闰土”，任何一个别的“杨二嫂”混同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对生活有准确的观察，对人物性格有准确的把握，这样，在写作时，才能做到鲁迅所说的：“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鲁迅还说过自己的小说“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鲁迅的这些论述，既是对文学史上写人物语言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又是对自己写人物语言的概括。

《故乡》1923年起首次被选入教材，其教材收录情况如下：

2021年9月24日-25日，“2021大师对话——故乡对话大会”在浙江绍兴举行。大会以“鲁迅的《故乡》·我们的故乡”为主题，邀请中日韩嘉宾共同参会，并围绕《故乡》和各自的故乡进行探讨，以期寻找文化乡愁，重构东方文化的精神故乡。

2021年5月，在《故乡》发表百年纪念之际，为重温鲁迅笔下的故乡情，并邀请世界各国友人分享自己眼中的故乡，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院发起“全球故乡使者计划暨百国百故乡短视频征集活动”。

2021年9月-11月，浙江绍兴举办“鲁迅的《故乡》·我们的故乡——《故乡》发表10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2021年12月18日，为纪念鲁迅作品《故乡》发表100周年，经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浙江省绍兴市邮政分公司启用《鲁迅作品<故乡>发表100周年》彩色邮资机宣传戳1枚。邮资机宣传戳以鲁迅作品《故乡》中的主人公为主图，并配有“鲁迅作品《故乡》发表100周年”红色主题字样。

2022年12月2日，由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制作的话剧《故乡》上海首演。该剧是为纪念鲁迅《故乡》发表100周年而作，剧中所探讨青年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对乡土社会旧俗和原生家庭关系的诘问，仍与百年前鲁迅原著有着相通的精神内核。

郁达夫：“《故乡》很不坏。”

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

成仿吾《〈呐喊〉的评论》：“前期的作品之中……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

冯文炳《呐喊》：“《故乡》《药》自然也有许多人欢喜，我也不想分出等级，说这一定差些，但他们决不能引起我再读的兴趣。——意思固然更有意思了，除掉知道更有意思而外，不能使我感觉什么。”

朱湘《〈呐喊〉——桌话之六》：“《故乡》是我意思中的《呐喊》的压卷。我所以如此说，不仅是因为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君创造出了一个不死的闰土，也是因为这篇的艺术较其他各篇胜过多多……我所唯一不满于这篇结构的地方便是最后的三段不该赘入。小说家是来解释人生，而不是来解释他的对于人生的解释的；作者就是怕人看不出，也可以另作一文以加注解，不可在本文中添上蛇足，更何况这三段文章中所解释的两层是读者很容易于发见的呢？至于作者关于希望的教训，尽可以拿去别处发表，不应该淆杂在这里。”

陈涌在《论鲁迅小说的现实意义》一文中认为，《故乡》“是鲁迅最被人喜爱的作品之一”。

阎晶明：“破千年之题，解一时之忧，《故乡》的指向相当深远。繁复的结构，跳跃的故事，真切的抒情，密接的说理，让这一短篇小说幻化出百般色彩。说不尽，道不完，却又不失其恬淡的、平和的、素净的情致。它以看得见、说不完的模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本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等18部。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