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风险(外文名Political risk)是指政府有关证券市场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有重要的举措、法规出台，引起证券市场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的影响，各企业争夺市场资源，都希望获得更大的活动自由，因而可能会触犯国家的有关政策，而国家政策又对企业的行为具有强制约束力。另外，国家在不同时期可以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政策，这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国家与企业之间由于政策的存在和调整，在经济利益上会产生矛盾，从而产生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包括反向性政策风险和突变性政策风险。

反向性政策风险是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政策的导向与资产重组内在发展方向不一致而产生的风险。当资产重组运行状况与国家调整政策不相容时，就会加大这种风险，各级政府之间出现的政策差异也会导致政策风险。

突变性政策风险是指由于管理层政策口径发生突然变化而给资产重组造成的风险。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突变会加大企业资产重组的政策风险。

如农地流转信托。《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在安徽、山东、贵阳等地的多个农村土地流转信托项目成功落定后,中信信托目前又准备进军河北、内蒙古和四川等多个农业大省。另外,包括中粮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也相继被传出正筹备相关新项目,欲分食土改大蛋糕。业内专家表示,农村承包经营土地与信托等金融产品结合是一种进步,但要警惕“金融下乡”后“非农化”、“非粮化”等引发的风险。

“各地的需求都比较旺盛,无论是从农民,还是地方政府的反馈来看,大家都比较积极。公司各个业务部门都在做,目前还有几个项目储备在落实。”中信信托相关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据了解,去年10月10日,中信信托与安徽宿州埇桥区政府合作,成立了国内第一支土地流转信托计划。在以地方政府为委托人的前提下,信托公司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形成集约化经营,另一方面也通过信托资金的介入对接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资金需求和短期流动性缺口。

此后不到半年时间,中信信托先后在山东省青州市和贵州省开阳县分别启动了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可流转面积为1850亩和1000亩。据上述人士介绍,目前该公司正在落实河北、内蒙古和四川等多地的项目。

中信信托副总经理包学勤此前表示,中信信托现阶段也并没有把项目的盈利性作为最重要的考虑,就像2004年、2005年马云做淘宝的时候,业内也觉得这是纯粹的服务性质的事情,但是用土地的使用经营权建立起的平台,当其规模达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其上面承载的资源和价值,以及在这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金融机会将是巨大的。

除了中信信托外,目前业内还有北京信托也已正式成立了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中粮信托、华宝信托、中航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都相继传出在布局土地流转信托。虽然信托公司参与土地流转得到了地方政府与产业方的很大关注,但更多的信托公司仍将土地流转信托停留在筹备阶段。

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超过四分之一,全国农村承包50亩土地以上的大户达到287万家。自去年初以来,中央曾多次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但是,随着资本下乡的加速,一些“炒作土地”的负面现象也出现,导致“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时有发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始终是推进土地流转工作时面对的最重大风险,即便是在信托公司参与进来后,这种风险依然突出。而且如果信托公司打着“金融下乡”的改革幌子大搞“非农化”、“非粮化”,将更加难以限制,因为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往往也能从中获利。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中信信托安徽宿州的项目中,涉及流转的5400亩试点土地和远期目标的2.5万亩土地,拟被建设成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园区规划为五大板块,涉及20多个子项目,现代农业种植(种粮)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在中信信托贵州开阳的项目中,参与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中信信托、开阳县人民政府、农户、贵州硒味园均能从中获益。按照规划,当地农户一亩土地的收益将会由原来的500元/年增加到2000元/年。

记者了解到,目前粮食生产的利润率仍然偏低,平均大概为每亩300元至500元一年左右。而和宿州项目的情况类似,中信信托所预期的每年每亩2000元的收益亦并非完全来自粮食生产。该公司提出了“农旅一体化”的概念,期待依托土地流转,将项目所在县建成现代生态农业结合体验式旅游的示范园区。

“中央反复强调重视粮食安全,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是前提。”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表示,承包经营土地通过信托与金融结合,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相关政策转化成法律尚需一定的程序和时间。在很多基础性法律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上述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仍存在着很大的政策性风险。

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比预想中来得更加糟糕：CPI创4个月新低，PPI连续39个月负增长，双双低于预期。多重因素作用下，刚刚有所缓解的通缩风险，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CPI涨幅回落至1.2%，低于预期的上升1.3%和前值的上升1.5%;与此同时，5月PPI下降4.6%，也不及预期的下降4.5%。

所谓通缩，即随着流通货币减少，居民购买力下降，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下降，投资与再生产随之减少，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今年1月CPI增长0.8%，五年来首度跌破1%，引发市场对经济陷入通缩的普遍担忧。但随着2、3月CPI涨幅回升至1.4%，市场对通缩风险开始降温，4月CPI更是涨至1.5%，创4个月新高，但此次5月CPI、PPI双双低于预期，表明通缩风险并没有远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经济运行的最大风险就是通缩，5月CPI、PPI双双回落表现通缩的风险还在上升。目前工业品已经通缩得比较严重，PPI连续负增长，CPI也逼近1%。虽然经济还没有正式进入通缩，但通缩预期还在不断形成，应该引起政府警惕。

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指出，目前我国通缩压力来自于多方面，既有国际市场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的“输入性”通缩，也有我国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加快，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重，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原因。

在面临通缩风险下，宏观政策如何调控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就曾表示，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比较低，但并不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缩，实际上中国是“被通缩”。对这种“被通缩”的问题，中国有应对，也有进一步的准备。

政策风险防范主要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国家宏观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取决于投资者对市场趋势的正确判断。由于政策风险防范的主要对象是政府管理当局，因而有其特殊性。

(1)反向性政策风险的防范。

对于反向性政策风险的防范主要是理顺国家政策与企业资产重组运作内在机制之间的关系。由于政策风险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及合理的资产重组起着阻碍作用，因而应慎重地制定政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制定政策时应尽量与中央政府保持协调一致，以减少反向性风险。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制定其配套的改革政策，以实现资产重组的法制化。

(2)突变性政策风险的防范。

对于突变性政策风险的防范主要取决于国家监管部门，其防范措施为：

加强平时的日常监管。在市场运行过程中进行日常监管，可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作出判断，对违章事件及时查处，以保持良好的资产重组的市场环境； 提高市场监管水平。根据市场的运行和变化，运用市场控制手段，把握市场供求结构和行业平衡，完善资本市场，减少突变性风险，使企业的资产重组在一个平衡、协调的市场中进行。

政策风险管理是现代企业资产流动、产权重组的主要方面，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在资产重组中可能会因与国家有关政策相抵触而造成损失，因而加强政策风险管理，对于企业资产重组至关重要。

企业在对政策风险进行管理时，首先要提高对政策风险的认识。对资产重组过程中面临的政策风险应及时地观察分析和研究，以提高对政策风险客观性和预见性的认识，充分掌握资产重组政策风险管理的主动权。

其次要对政策风险进行预测和决策。为防止政策风险的发生，应事先确定资产重组的风险度，并对可能的损失有充分的估计，通过认真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的政策风险并力求避免。在风险预测的基础上，合理安排资产重组计划，搞好风险项目的重点管理，提出有利于资产重组的最佳方案，正确作出处理政策风险的决策，并根据决策方案，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力求降低风险。

对政策性风险管理应侧重于对潜在的政策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并采用科学的风险分析方法。通过对政策风险的有效管理，可以使企业避免或减少各种不必要的损失，确保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