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德国、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泰国等。(2)国家未制定专门的政党法律,而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中对政党作了规范性的规定。如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等。(3)国家还采取惯例的形式来确认和保障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政党制度。政党法明显地反映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有过反对共产党和进步政党的政党立法和司法实践。即使所谓适用于一切政党的法律,也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
从立法形式上看，政党立法主要包括四种形式，即于宪法中规定，于《政党法》中规定，于选举法（包括与选举相关的法律）中规定，于特殊的专项立法中规定；或者说，政党立法主要有宪法、《政党法》、选举法、专项政党立法四种形式。有学者认为，宪法惯例也是一种政党立法形式。②但宪法惯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惯例，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因此，难以成为政党立法的一种基本形式。比较而言，《政党法》是根据宪法精神或关于政党的宪法条款而制定的，它是政党立法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专门性与综合性相统一的特点，但并不等同于宪法、选举法、社团法等其他法律中关于政党的法律条款，与特殊的专项政党立法也有根本区别。所谓专项政党立法，是指由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通过的、针对某一政党或某些政党而制定的特殊法律，德国1878年国会通过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被认为是针对某一个政党最早的专项立法。③另外，南非1950年制定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美国《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缅甸1974年通过的《保障党的领导作用法》等，都属于针对特定政党的专项政党立法。但《政党法》并非针对某个政党而立，而是适用于一国之内的所有政党，这是《政党法》与专项政党立法的一个根本区别。
《政党法》的缘起，与二战后有关国家对政党采取积极法律规范有关。从历史上看，在政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对政党的态度不同，对政党的法律规范先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消极防范到积极承认的历史过程。这正如台湾学者所言：“国家权力对竞争性政党的态度，是经由敌视的阶段、无视的阶段，才转为法律上的承认，甚至宪法上的融合。”在二战以前，西方国家一般视政党为结社组织，各国基本上是消极地承认政党，对政党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如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也是把政党作为社团组织来对待，仅仅强调“官吏为全国之公仆，非一党一派之佣役”。1939年美国的《哈奇法》禁止公共机关、公务员等对政党进行政治捐款。但是，“就整个政党制度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全世界除了选举法中有关政党参选的规定，以及针对特定政党的禁止或限定性规定之外，都还没有对政党进行一般规范的综合性的法律制度”。 二战以后，世界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党入宪”、通过法律来积极规范政党，成为政党政治的一个基本趋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基于对法西斯政党的崛起及其暴行的反思，防止以后政党以民主方式推翻民主制度而实行法西斯专政；另一方面，基于二战后政党政治地位的提高、政治权力的扩大，防止政党权力膨胀、权力滥用和政治腐败。因此，“防御性民主”理念应运而生，西方有关国家开始在宪法或其他法律中积极承认政党、用法律来规范政党。意大利被认为是“政党入宪”的第一个西方国家。1948年意大利宪法第49条规定：“为了以民主的方式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公民有自由组织政党的权利。”1949年德国基本法、1958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等也都增设了政党条款。在此以后，许多成文法国家开始效仿，“政党入宪”成为二战后世界政党政治的一个基本趋势。从世界总的情况看，荷兰学者马尔塞文等依据布劳斯坦和弗朗茨编辑的《世界各国宪法汇编》对1976年3月31日前生效的142个国家的宪法（当时有156个民族国家），通过计算机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当时有65.5%(93个)的国家在宪法中有政党条款，其中，规定政党且只允许一个或某些政党存在、或规定某个或几个政党主导地位的占22.5%(32个)。在宪法中有政党条款的国家大大增加，苏东剧变后新独立的东欧国家在宪法中对政党都有明确规定；但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宪法中，至今仍无政党条款。比较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入宪”的历史反而早于西方国家。1936年苏联宪法第126条已经明确规定：布尔什维克乃劳动者、一切社会组织与国家组织之领导核心。然而，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宪法对政党一般只作原则性的简短规定，如要求政党民主、不得危害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等，对政党行为并不作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