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在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关深化改革的讲话，引起了广泛关注。

广义上讲，我国的“改革红利”是指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全部有益成果的总和。除改革红利外，我国另外两大红利分别为“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

改革开放30多年，从国家面貌到个人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的甜头已经尝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发展如何实现转型，人民如何过上更好生活，改革如何走出“攻坚区”和“深水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民期盼的热点。

当此之际，十八大报告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写入大会主题，重申改革开放作为必由之路，强调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表明了执政党深化改革的决心与意志，赢得了强烈社会共鸣。

在改革开放成为最为广泛而坚定的社会共识形势下，执政者更应有清醒的改革自觉，认识到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接过历史接力棒的领导者们，只有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才能引领中国巨轮穿越难关险滩，驶向全面小康的全新发展境界。

未来的改革进程中，问题复杂，头绪繁多，如何提纲挈领，抓住要害？利益主体多元，利益格局多变，如何理顺利益关系，减小改革阻力？改革有风险有挑战，如何科学探索和实施，既敢闯敢冒又稳妥有序？李克强同志的讲话中，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

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有在全面深化中突出重点、找准突破口，才能收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功倍之效。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既优化存量又增厚增量，既提高效率又注重公平，才能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改革的探索创新，要与依法治国、法治建设结合起来，既在法律框架内大胆推进，又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改革程序，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才能使改革步子坚实稳健、不断推进。

因而，攻坚克难，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也需要执政智慧和科学谋划。在新一轮改革热潮中，处理好全面与重点、增量与存量、效率与公平、改革与法治等重大关系，奋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历史性突破，改革开放大业将更有生机活力，充分释放的“改革红利”也将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人。

对于一个人均GDP水平在全球排名接近90名、城市化率水平只有50%多一点的经济体而言，未来发展的理论空间还是很大，需要做的就是要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产出率，这就是所谓“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则是从人口红利中衍生出来的用语，表示中国还存在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为什么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改革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仅有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这些条件是不够的，还需要持续的制度变迁提供动力。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问题，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激活了农村生产力，解放了农业劳动力，打破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

改革是促进各类要素创造新红利的主要手段。在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影响经济发展的要素中，制度安排处于最为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制度可以协调资本，适合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积极性，从而加速资本循环和再生，加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可以促进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最大程度调动各种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促进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发展。

改革能带来哪些红利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使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具体来说，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究表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革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由于工业生产效率高于农业，因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当前应围绕城镇化和科技体制两个重点，通过深化改革加快释放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科技红利。

城镇化改革。城镇化改革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按照有利于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进一步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二是加快推进差别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对进入特大型、大中型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的农民分别制定不同的政策，通过多种模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释放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潜力，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生产效率。

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技研发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三是推进科技与资源开发的深度融合，提高资源开发和二次加工能力，加快在能源、材料等领域开发和生产新的替代资源，进一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

“改革红利，中国最大的红利”，这是4日《光明日报》两会特刊一个整版报道的标题。改革无疑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两会是参政议政、定计定策的重要平台，“改革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媒体两会报道中的一个关键词。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那么，当今日中国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复杂的矛盾问题，更需要以改革激发出制度红利。《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引用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的话说：改革红利就是制度红利。所谓“红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发展的动力。当此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开局、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之初，改革的话题，怎不引人注目？

新华社一篇题为《两会将推动中国关键领域改革》的报道中，引述黑石集团高级顾问拜伦·韦恩的意见，认为中国推动改革的行动和成效，可能成为令国际“吃惊”的十大事件之一。两会报道中越来越多的国际视角、国际身影也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的改革，不仅关乎国内，也影响国际。热议改革的两会，也因而有了更多“世界意义”。正如《环球时报》报道所言，国外将两会视为中国新领导人的“一个舞台”，试图从中探测中国未来政策的风向。

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改革的思考，也将使改革话题得以延续和深化。十八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对改革的频繁重申，更点燃全社会的激情。从不断推出的改革举措，到不断阐明的改革方法，新的改革开放观正在成形。两会对改革的关注、媒体对改革的聚焦，正是面对改革问题时上下同心的共振。

谈及两会的改革议题，香港《大公报》直言：中国改革要啃“硬骨头”。的确，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过别人上百年的路程；带领13亿人口，完善一个前无古人的新型社会制度。在社会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断上升的高层次时代命题前，中国改革已经走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

谋划未来、议定国是，两会理当凝聚更多“改革红利”，这体现在代表委员对“改革方法论”的高度关注上。《新华每日电讯》集纳一组有关改革的“两会好声音”，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直言，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时间窗口”，必须把握住。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则具体说，要改革，需要搞好顶层设计，协同推进各项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进程中，“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很多媒体，也关注着“摸石头”的具体策略。实际上，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莫不与改革息息相关。“养老保险应真正发挥养老作用”、“保障房要进得来退得出”……《经济日报》的报道，让人看到代表委员和中国人民“信心百倍向未来”。要问信心来自何处，可能正来自于一个个问题的解决、一个个难关的突破之中。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共享型改革期待共建型参与，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两会理当成为公众有序政治参与、为改革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

2014年11月7日下午开幕的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就表示，要建立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就要向改革要红利、向创新要动力、向增长要潜力，为亚太经济装备强劲引擎；要加大支持互联网经济、绿色经济、蓝色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使得区域内的新兴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断爬坡过坎，在全球产业分工大调整、大变革中占据主动。

不管是此前APEC秘书处发布的《经济趋势分析报告》，还是2014天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发布的《区域年度报告》，二者都预测称，2015年，亚太地区的GDP增速还将在3.8%～4%的区间内徘徊，虽然各经济体都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谷底走出，但相比危机前的增速，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不尽如人意。

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艾伦·博拉德博士认为，创新经济发展模式靠改革促进发展确实是重振亚太经济的重要举措。他介绍说，在此前举行的高官会议中，大家认为有必要为亚太寻找新的经济驱动力，绿色经济、蓝色经济、城镇化、网络经济等都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经济的新增长点。

而“有质量的增长”在这几天的APEC会场也被多次提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秘书长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表示，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确实还没有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但各经济体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速度，特别是应该关注区域内的就业率问题，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等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