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穗者》（The.Gleaners.And.I）是由
阿涅斯·瓦尔达自编自导，Jean La Planche、博登·利特南斯基、
阿涅斯·瓦尔达、François Wertheimer主演的纪录片。该片于2000年7月7日在法国上映。
74岁的瓦尔达领奖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我拍了48年
电影，数这部影片得奖最多。”她还说：“我在这把年纪获得的奖项大多是对我的终生事业所做的评价，这里的人们以雅致的方式为我颁发先锋奖，他们多少有点把我看作新浪潮的祖母了。”然而在中国，即便是许多资深的影迷甚至电影圈内的一些人士对这位法国女导演也不是非常熟悉，往往将她的名字与波兰男导演安杰·瓦依达混为一谈。
也是一部关于节约的电影。这是立场鲜明充满真诚的电影，但不是枯燥说教高高在上的电影。法国电影新浪潮祖母(grandmother of the New Wave)——艾格尼丝·瓦达(Agnès Varda)我还第一次听说。而纪录片《我与拾穗者》(The Gleaners And I)，也是我看过的唯一一部她拍的电影。据说瓦达有句名言：“就其形式而言，电影是不自由的。我深感苦恼，想用写小说的方法来拍电影。”据说瓦达自一九五四年投身电影直到今天，她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与拾穗者》拍于二零零零年(两年后，瓦达还拍了一部五十多分钟的续集，有兴趣的观者当不容错过)，在短短的一个来小时里，瓦达的确是以散文般的叙述与饶富诗意的画面，带领观者一会儿徜徉于法国乡村的田间地头，一会儿伫足于巴黎的街头巷尾。她就像一位孤独的漫游者，有时候置身自然美景中喃喃自语，有时候与偶然相遇的路人闲话二三，而电影的主题就在散漫的形式下慢慢铺展，这个主题就是——垃圾！
主题虽是垃圾，但电影的切入却富于艺术气息。瓦达追踪溯源，从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拾穗者》谈起。秋高气爽，收获已过，田地里散落着零星的麦穗(从广义角度理解，也可叫做垃圾)，三三两两的拾穗者弯腰捡取麦穗的情景，不仅是画家笔下完美无缺的写生素材，也让人追怀以往岁月的勤俭美德。然而星移斗转，乡村拾穗的景象渐渐式微，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多被城市街头的拾荒者取代。电影采访了多个现代“拾穗者”(或拾荒者)，既有失业的中年汉，单身母亲，独居老人，也有艺术家，餐馆大厨，城市愤青。他们的个人背景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瓦达看来，就“拾穗”的本质而言，无论“拾穗者”的动机是出于生存需要还是个人乐趣，都是值得赞赏的行为。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理直气壮地褒扬“拾穗者”，瓦达还请来法律专家，让他们置身田间或闹市，高声宣读圣经或法律条文，以认可这一行为的天经地义。
的确，不论“拾穗”还是拾荒均无可厚非。前者是自然的馈赠，就像电影中葡萄与土豆丰收之后，种植园主允许“拾穗者”进入田间地头，采撷剩余或无法出售的果实(反正它们都没用)。那不仅是淳厚古风的遗响，更何况——“当我看到这些全被浪费，而一些人却没东西吃，这真是一种耻辱。”一位失业的“拾穗者”如是说。而且，“拾取别人不要的果实，总好过去商店偷窃。”——这恰好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人穷志不穷。至于那些拾荒者，他们依靠城市的垃圾为生。但在瓦达的镜头下，这些所谓的垃圾中，有刚刚过期并未变质的面包与肉类，有经过修理就能使用的家用电器与家具。食用匮乏的人能借此存活，艺术家也可以从中找到创作灵感(片中采访了几位以垃圾为材料创作的艺术家)。我猜瓦达并非想一味控诉消费社会的暴殄天物，她也不想掩盖美化“拾穗者”或拾荒者的生存困境，或是让人人都成为节衣缩食的苦行僧，但观者看过这些画面后，很难不反躬自省。
予我印象最深处，当数片尾那个拥有硕士学位的年轻素食者。他住在专为流浪者提供的避难所内，迄今已经八年。这位素食者每天在火车站卖报纸，拾取市场里扔弃的面包、水果与菜蔬作为食物。但在我眼中，他并非属于主流社会
不屑一顾的弱势人群，而是怡然自得的现代隐者。他曾是大学助教，但电影并未披露他“落魄江湖”的原由。其实姑且不论理由，他的生存方式让人敬重有加。避难所的住客有一半是文盲，且大多为非洲新移民。六年来，他每晚无偿为这些人上课，自己装饰教室，自己设计课程。我想，在满脑现世得失的聪明人眼里，这位素食者的故事一定是个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
与拾荒者有福了！——看完《我与拾穗者》，我突然冒出这样的怪念头。那不仅因为富庶发达的商业社会有理由产生更“富庶”的垃圾，也因为在民智已开的社会环境中，弱势人群(当然还有以“拾穗”或拾荒为乐趣者)总能设法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活出自己应有的人格与尊严。我周围的社会充满暴发气息，我也很难想象哪位中国电影人(请原谅我的不敬)能够如新浪潮祖母艾格尼丝·瓦达，拍出如此情怀如此灵动的纪录片。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拾穗”的传统已经丢掉了。我们要么哄抢，要么打劫(合法或不合法)，我们都想成为成功人士，我们都不想做“拾穗者”与拾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