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茶税苛重，由三十取一，增加至十取其一。《西乡县志》载然税重多扰，民不聊生，利不胜害也。汉中地区曾有拔茶植桑之事。《宁羌州志》的《劝桑行》诗中有拔茶只因桑无税，户外催课人不忧的诗句

宋代，茶园户队伍不断壮大，茶区扩展到了平原田地，出现了茶树排挤水稻的现象，以四川地区最有代表性。史称“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宋代植茶既可折税又能出售获利，因而南方农户植茶蔚然成风，争相仿效。鄂州崇阳县“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太平兴国初年，张咏到该地任地方官，为避免以后受榷茶之弊，下令拔茶植桑，“民以为苦”。其后官府榷茶，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失业或贫困不堪，独崇阳县以缣纳税，免遭其害，生活安定富足。因而崇阳之民，对张咏殊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