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娜行动指的是，1954年7月，埃及的几个城市相继发生数起恐怖爆炸事件。结果查明，这些恐怖活动竟系以色列特工所为。这次事件成了使以色列感到丢脸的一件丑闻。事实上，它导致一场民族灾难：一届政府垮台；最大的政党以色列工党内部分裂；戴维·本·古里安也因之退出以色列政界，开始了庶民生活。

1954年，夏里特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和国防部长拉翁等“鸽派”谋求同阿拉伯人的和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良好关系的埃及总统纳塞尔，出于国家安全问题考虑，要求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将驻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的8万英军撤走，而作为对美国的报答，埃及就会遵照美国的意愿，与伊拉克和土耳其签订防御条约，已成全美国是世界“首霸”的形象。美国政府果然答应帮忙。二战后沦为美国小伙伴的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悻悻的同意将驻军撤出，只争取到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的惟一利益。世界似乎正走向“和平”。本来，埃、美、英这事与以色列人毫无关系。但当以色列人与1954年5月搞到美、英、埃三方这项秘密协议后，以色列军方的“鹰派”却感到严重不安：英军撤出后，以色列就直接面对埃及军队了，而埃及人完全有可能把运河沿岸作为进攻以色列的前沿阵地。更可怕的是，这事表明美国亲埃及和阿拉伯人的倾向更明显了，说不定会在哪天完全冷漠甚至抛弃以色列。而夏里特、拉翁肯定向埃及讨好。

以色列军情处处长本杰明·吉卜利想出一条离间计：破坏英美在埃及的财产，嫁祸于埃及以残酷无情著称的在野派宗教团体，使美英两国政府对纳塞尔不满甚至失去信任。这样，英美两国或许会掉过头来亲以色列，撤军谈判也就胎死腹中。 本杰明·吉卜利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以色列鹰派青年军官，25岁时，就为犹太地下军“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效力，在英国托管地从事间谍活动。1949年，他成为军情处的二把手。先后到英美接受全面训练。1952年回国后，担任军事情报处处长，战绩卓著，成为令阿拉伯人胆颤的人物，他立志有朝一日成为以军总参谋长。然而，1953年，伊赛·哈雷尔被任命为全国特工部门的总头目，军情处也划归他领导。这无疑是对吉卜利仕途梦的沉重打击。要他居人之下，一切活动听从摩萨德头子的指挥，吉卜利难于接受。

吉卜利决定我行我素，抛开特工总部，按自己的计划行事，重新组建“101分队”（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曾对约旦喀比村发动一次夜间进攻，炸毁45栋房子，杀死66人，伤75人，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以色列当局被迫取消101特种部队，将其与伞兵部队合编成202伞兵营），以埃及为目标开展活动。他把经验丰富的特工阿弗拉姆·达派往开罗。化名“达林”。达林在埃及建立了两个间谍网。第一个间谍网的头目，是开罗“以色列医院”的土耳其外科医生莫伊谢·马尔泽克博士。另一个间谍网设在亚历山大，头目是教师萨米·阿扎尔。两个间谍网之间的联络员是开罗的漂亮姑娘维多尼娜·尼妮乌，代号“玛塞尔”。

埃及这两个间谍网是军情处处长吉卜利的直属组织，连摩萨德对其也一无所知。不过，这两个间谍网的间谍实际上只是些“业余爱好者”。他们竟无间谍知识，甚至常常把文件和照片之类资料遗忘在餐馆或公共汽车里。他们给军情处送来的情报，一文不值。

有鉴于此，吉卜利安排其中5名间谍到以色列进行特种训练。教他们怎样使用炸药和隐写墨水，怎样加密、解密，怎样架设微型情报机，怎样使用微型照相机摄影等。然后，发给他们无线电发报机、密码本和爆破器材，重新潜回埃及。

此时，恰逢摩萨德头子伊赛·哈雷尔赴美国访问数周。这样，吉卜利有机会作出单独行动的决定。他并不怎样害怕哈雷尔事后追究他的责任，因为到时候事情成功，英美改变了亲埃及的态度，它吉卜利就是功臣了。

吉卜利给这次在埃及进行的恐怖活动取了个代号：“苏珊娜行动”。

吉卜利将“苏珊娜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了28岁的以色列人阿弗里·埃拉德。在“苏珊娜行动”中，埃拉德以早在1942年就已丧生的反间谍军官鲍尔·弗兰克上校的身份出现。埃拉德是以色列人，有着一双蓝眼睛和一头枯黄的头发。1952年进入军情处。军情处认为他外表条件好，适于派驻外国。1953年，他去德国办案，在翻阅西德联邦国防军卷宗时，偶然发现一名已故反间谍军官的档案材料。此人是鲍尔·弗兰克上校，1942年在巴勒斯坦的一次行动中丧生。埃拉德决定顶替死者的角色，登台续演。

1954年5月25日，“弗兰克”收到总部发来的一份密电，要他次日赶赴巴黎。在圣日尔曼的一家咖啡馆里，吉卜利派来的人向他传达了命令：让他接管开罗和亚历山大地区的军情处间谍网，选择有价值的破坏目标；另外它还能从以色列电台每天的烹调技术节目（对家庭妇女广播）中得到进一步的密令。6月30日，埃拉德与开罗和亚历山大地区的军情处间谍接头，并传达了军情处的行动计划。虽然，所有人都对这项计划持怀疑态度。但他们还是商定了行动方案。决定先从公共建筑物下手，再破坏英美人在埃及的财产。7月1日，埃拉德向上司报告，他领导的两个间谍网已经做好行动准备。就在当天，当特工人员将特拉维夫电台发来的消息解密之后，一道命令赫然出现在眼前：“48小时内开始行动。”

1954年7月2日上午10点，亚历山大伊斯梅尔广场，罗伯特·达萨同两个朋友一起将装有炸弹的纸袋，分别投入邮政总局前的两个邮筒。12时许，邮筒里冒出浓烟。炸弹没有爆炸，但当天的邮件统统烧成灰烬。

7月10日上午9时，“以色列之声”的家庭妇女节目里正播送一种“英国式蛋糕”的制作方法。这是向特工人员发出的预定信号——现在可以对英国和美国人的财产下手了。

7月14日21时，开罗，埃拉德的部下在希克巴卡特大街6号的“亚美利加图书馆”和亚历山大福阿德大街的“美国人之家”相继引爆炸弹。

7月23日19时，罗伯特·达萨和一名同伙，放火烧了开罗的两家英国人开的电影院。但是在亚历山大，19岁的菲利普·那坦森运气不好，结果导致11名以色列特工束手就擒。

1954年 7月23日，钟声刚刚敲过19时。警官萨基·马纳维上尉正在例行夜间巡逻，突然听得一声尖叫，只见“里约”电影院的进口处冲出一名青年男子，上衣已经着火，此人拼命地扑打着。马纳维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把他按在地上不停地滚动，直到火苗全部熄灭。

一场虚惊过去了，烧伤看来不严重。这时，一个眼镜盒从那件烧毁一半的上衣里掉到地上，从里面洒出一些黑色粉末。上尉愣上片刻，然后弯腰嗅了一下——眼镜盒里一股磷酸盐的气味。

马纳维猛然想起，几周来一伙纵火犯在埃及各个城市四处肇事，使用的就是磷酸盐，而这些爆炸事件的共同点，则针对的都是英美人的财产。这家“里约”电影院也是美国人开的。马纳维认为有足够理由拘留审查这个年轻人。

很快查明，这名纵火犯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他承认自己参加一个破坏小组，奉命去“里约”影院放火，没想到火药提前燃烧了。在严刑拷打之下，年青人提供了更多的情况——他属于一个以色列特务小组，曾经得到特拉维夫最高总部关于采取恐怖行动的指令。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埃及警方似乎对每个事件都有所察觉，破案率之高、目标之准，令人生疑。为何所有参加行动的人都落入法网，唯一逃脱的恰恰是“苏珊娜行动”的总指挥、化名鲍尔·弗兰克的阿弗里·埃拉德。可能是以色列间谍中是否混入双重间谍。

1954年12月11日，埃及当局在首都开罗开庭审判这批以色列间谍。次日，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在议会上把埃及的这场公审斥为“一场闹剧，是一种旨在迫害埃及犹太侨民的卑鄙借口”。

夏里特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认为埃及人是在编造指控被告的罪证。因为夏里特找到刚从美国回来的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问他有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这件事啊！”哈雷尔对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一点也不知道。”

东窗事发，吉卜利坐立不安。“苏珊娜行动”的失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现在不是检查失败原因的时候，而是考虑怎样推卸责任。吉卜利明白，对这个事件他绝对承担不起，必须找一只替罪羊。他知道军情处始终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因为事实摆在那儿：以色列间谍确实被埃及人抓住了。军情处既然由国防部领导，那就把责任推到国防部长头上去好了。

当哈雷尔找到吉卜利，声色俱厉地追问他埃及人审讯以色列间谍是怎么回事时，他一口咬定说，国防部长拉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吉卜利的预见没错，以色列当局终于相信埃及人不是在做戏。12月底，以色列间谍马克斯·贝内特在囚室里用刮胡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是以色列政治领导层意识到：果然发生过秘密活动，而且是以色列特工所为。那么，谁是发号施令的人，为何这两个间谍网这么快就全军覆没了。

吉卜利先发制人，他承认是军情处策划了“苏珊娜行动”，不过，这次行动是得到国防部长拉翁口头批准的，时间是在1954年6月16日的国防部每周一次的特工会议上。

毫不知情的国防部长拉翁一头雾水，弄不清责任怎么会落到自己头上的。他案头的日程表上清楚地说明，6月16日根本就没有开过什么特工会议。但是，他有口难辩。

1954年12月29日，以色列内阁指令成立一个内部调查委员会彻底弄清这件事。

埃拉德作为证人被召回以色列。之前，埃拉德先是“不可思议”的逃出埃及，尔后栖身巴黎。在巴黎时，吉卜利曾派人找到他，要他统统忘光在埃及采取的所作所为，并对有关的文字记录作相应的修改。埃拉德按吉卜利的指示，配合得天衣无缝。

1955年1月27日，埃及革命法庭宣布了对10名以色列间谍的判决。两个间谍网的头目莫伊谢·马尔泽克和萨米·阿扎尔被判处死刑，6名被告中包括罗伯特·达萨，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两名因证据不足而获释。

有两个人不想遗忘这次“苏珊娜行动”。一位是无端被牵连而辞职的前国防部长拉翁，他以犹太工人总工会主席的身份重新进入政界。另一位是摩萨德头子伊塞·哈雷尔，他对军情处那种目中无他的行为怀恨在心。试图置军情处于死地。哈雷尔再次审查埃拉德。哈雷尔获悉，埃拉德在联邦德国时，有人看见他同埃及武官奥斯曼·诺利频繁接触。

哈雷尔很快查明：在实施“苏珊娜行动”期间，奥斯曼·诺利上校正是开罗军事反间谍机构的头子。可能是埃及已经“策反”了埃拉德。这得以解释埃及警方在破案时的高效率；为什么埃拉德在同伙被捕后，仍能在埃及滞留两周而未被抓获。

1957年10月，埃拉德专程回国为父奔丧。葬礼刚完，摩萨德就以双重间谍和出卖以色列同伙的重大嫌疑逮捕了他。摩萨德对此案进行了秘密审理，埃拉德只承认为吉卜利作过伪证，其他一概否认。最后埃拉德被判12年徒刑。

1960年12月，重新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终于为拉翁平了反。

这场掺杂个人权力之争的以色列政坛闹剧终于以辞退军情处头目吉卜利和在开罗中央监狱苦熬的以色列特工为代价草草收场。

1968年2月，以色列用在“六日战争”中俘获的5000名埃及官兵，换回了1962年被捕的间谍大王沃尔夫·洛茨，以及1955年因“苏珊娜行动”被捕的尚存的4名间谍。以色列并没因为“苏珊娜行动”是吉卜利个人野心导致的鲁莽行动而置那4名间谍于不顾，这是以色列情报组织的保护间谍的一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