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的一些现代小说家，受外国抒情小说以及其他浪漫——抒情文学的影响，加上当时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与主情主义文艺思潮的感染，开始在小说中进行大胆进行艺术革新，引进了抒情功能，而且这种抒情性越来越浓重，从而催生出以抒情为主导而轻叙事的现代抒情小说。

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首次运用了“抒情诗的小说”的概念，并指出:“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果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

抒情小说也是现代小说的一种新样式，是以抒情为基本表达方式和主要风格特征的小说。其中“自叙传”抒情小说侧重于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个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写，这是接纳日本“私小说”和其他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体小说，郁达夫是其代表作家。

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觉醒。伴随着这种人的意识的发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去革新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了“人的文学”的著名命题，推动了直面人生的新文学的发展。同时，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小说既成的清规戒律，他们要求创造出新的审美方式来表达日益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心理。因而，“五四”作家多以开放的眼光，容纳百川，大大增强了新文学接纳外来文化的容量。在短短三五年间，新文学引人了西方几百年来各种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和未来主义等。人生派、浪漫派和乡土写实派相继产生，“五四”新文学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流派间的横向竞争，构成了中国文坛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小说发展格局。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时期，小说美学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对传统的突破，中国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作品的内容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而且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形式的彻底革新，即便在小说的形象塑造和结构形式方面，也完成了从传统形式到现代形式的转变。而现代抒情小说正是在这种背离和超越中应运而生。

现代抒情小说开端于“五四”时期，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抒情小说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在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中萌芽，到五四新启蒙运动获得了发展，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这时抒情小说多表现为感伤的风格，20年代中期，社会革命蓬勃开展，缩小抒情小说的生存空间，它的队伍急剧分化。其中一部分抒情小说作者，在探索中退向社会边缘，通过疏远政治来保持乃至扩大心理自由空间，从而坚持他们的抒情小说的创作道路，到30年代开创了一种田园牧歌型的抒情小说，三四十年之交的特殊环境，由于抒情小说的情感性、情绪化具有反封建的功能再次受到重视，此时抒情小说表现出诗意哲理的风格。现代抒情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小说艺术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往往以心理情感来组织结构作品；用塑造纯情主人公来作为人物特征；用营造意境来作为抒情方法；在体式多表现为日记体、书信体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语言多表现为独语、抒情诗化的和散化...

郁达夫的《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的创作的鲜明特色：小说有以“零余者”为代表的抒情主人公，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或宣泄；多写“时代病”，即“五四”时期青年知识者生理与心理的病态和变态，又并非展示病态，而是发泄对病态社会的不满与抗议；郁达夫的小说不太拘泥于其情节结构或语言运用的完整程度，他的小说中充溢着作者的才气、激情极其真切的感伤和忧愤，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魅力；此外，有关其小说中病态性欲的描写，是郁达夫试图用新的眼光去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包孕的情欲问题，在当时也带有向虚伪的封建传统道德及国人矫饰习气挑战的意味。

田山花袋的《棉被》。《棉被》发表于1907年，对日本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是确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发展方向的作品。田山本人也因此而被承认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小说既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无美辞丽句的堆砌，而只有娓娓吐露的作者的情感世界和内心矛盾，被称为是一部“赤裸裸的、大胆的个人肉欲的忏悔录”。据田山在《东京三十年》中的自述，当时为应付《新小说》约稿，犹豫万端，终以其弟子芳子为原型进行创作，心中深感不安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