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一直以来我也和旧思想者、旧知识拥有者的认识有过同流之时，我也曾经认为政治理论、文学文艺思想是为某个政治势力服务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性可以探讨，没有科学性、物质性和理性延伸到平民的利益可以探讨，因此在今天之前，特别在今时我的学识还没有积累到中西皆通的今天之前，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符合客观规律的政治行为原来是为亿万百姓负责任的行为，是为了我们从小人（小孩子）走向大人、从成长中不可避免的变成坏人（身体和思想）而转化到好人所做的良心上的管理，为曾经冤枉、不帮助他们和抵触过这一个具备战略上管理才能的群体的行为而感觉到羞愧，同时也坚定了我从事管理学术（政治理论）的科学技术依据理论探索的动力，虽然我的家族历史（我的祖父曾经是民国末年的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于文上有建树，因此造成在土改后我的家族经受了难以言语的小人的迫害，尤其是在1960年受小人诬陷死于监狱，在阶级为纲的年代给我的父辈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虽然后来得以平反，但是给我的父亲造成的阶级观念和所谓争气思想直到今天我才得以成功矫正，使我的才华陷入了家庭矛盾和家庭建设中的泥潭，使我到今天也没有底气告诉我的族人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和一个可以为他们解决经济上压力的人，但是我无怨言，因为我还有几亩水田可以活命，这就足够了。）、我的家族和家人的环境经历（我虽然具备
计算机专业技能，但环境所迫，我不得不回家侍奉父母，为了他们的幸福和依靠我必须要这么做，我弟弟曾经三次南下打工，也受到了国家的一些机构的伤害，虽然具备很出色的管理才能，但是只能服务于企业管理上，而且工资缺很低）也不断的对我进行了强有力的考验，但是我还是从小爱得以成长为大爱，得以心系整个曾经和我一样有过痛苦的人类，得以心系中华民族的命运前程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但又不会违背事物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违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前程和利益。所以凡是有良知的人看到我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和体会到我的学术思想的人需要平心静气的先看看我的学术文章，特别是《人生参考规划学》在去正视党和国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和对自己造成的影响，然后再决定自己是否需要从旧思想、旧学识转变为新思想、新学识，是否需要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技术上的基础，是否在物质性上是合理的和科学的，是否在整个人类的良知的天平上是合法的、是否是比资本主义政治更为先进的、负责任的管理上的规律，是否是对每个管辖下的人的长远负责。）
无论对个人、对群体，还是民族，或者国家，他们的根本单元是人，而作为人就必须要活着，不但要活着，还要活的有希望，要做到这些关键就是物资的拥有、享受。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指导我们创造出可再生的物质资源，然后就是在享受这些物资的时候能够愉悦，这就需要文化的帮助（或者说文学文艺的帮助），要拥有可再生的物质资源就必须要劳动，也就是必须要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可再生物质的技能），在社会发展的比较低级的阶段，我们对文学文艺的需求还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强调（或者需要）社会的高度协作，但是一旦我们需要高级别的文学文艺的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高度的社会协作，要协作，人的局限性也就突显了出来，生命有限啊，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到底我们这个生命体是一次性的物质实体，还是可转世的多次生命体，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我们生存的这个物质空间和物质的转化规律，也就是需要了解物质空间和时间上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以文字流传下来的规律总结毕竟也就是一个人百年左右的努力劳动后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生存，我们就需要物质资源，因此我们需要继承能够创造出可再
生物质资源的科学技术知识，用来节省一些时间来探索文学文艺上的东西，用来明白我们为什么而生？我们存在的环境是什么？所以高度集中的社会协作就又需要进行精密的专业分工，而要进行专业分工，进行物质的再生和物质的分配就需要社会整体上的管理技能，而这些管理技能需要以理论文化的形成传承下来，并不断的总结发展，所以就需要政府了，需要政治理论了，需要能够维护和创新政治理论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经过分工协作就组成了政党，这个政党就成了科学、理性、先进和人类良知的代表者，在这些代表者进行社会分工和协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和照顾由于客观地理环境而造成的落后者，需要考虑和照顾他们在高度协作和精密的分工后的劳动量的问题和创新分工协作的问题，因此需要将社会的整体性突显出来，也需要将地理环境、环境人事制约和环境人的文化能力制约考虑进去，从而使他们在有限的生命中不要累死，也不要活的没有希望，更不能对生活绝望，所以就需要兼顾社会的整体规划和个人的打算这两个关键量，但是又不能无限制的将整个社会创造的可再生资源无限度消耗，所以必须对落后者和先进者进行双重管理，也就是将先进者创造的部分不制约先进者创造再生财富的物质和文化资源无偿的提供给落后者，用以帮助他们对地理环境、人事环境和人事环境的整体文化水平进行规划教育，这个社会状态的实现由于受物质财富的制约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需要从原始社会到
共产主义社会的逐渐过渡，过渡时间是根据地理环境、人事制约和环境群体上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来决定的，直到中国的近代，我们已经具备了分工和协作进行有机统一的时期，因为我们具备了整体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进行全民分工的时机，特别是在物质财富还无法使我们富裕的时候，但是我们具备了文化上的指导财富，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物质科学技术哲学（天地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我们迎来了以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高度的社会协作开始转向兼顾高度社会协作的情况下的社会分工，也就是
民主集中制和
土地革命以及包产到户等政治措施，在这个推行中我们也是从一波
三辄中走过来的，不停的在探索高度的社会协作和精密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度的问题，因此我们使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谐理论以及民生理论等，但是这些理论都是我们基于管理理论上的考虑而创新获得的，我们虽然心理明白这是对亿万百姓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我们无法从提供人的生存的不断发展的物质财富上进行解释和证伪我们的理论，无法使我们的百姓站到个人角度去指导他们规划自己的打算，无法使他们活的明白，也就无法使他们感觉到心灵上的幸福和安稳，因此我们又感觉我们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到理想上的，我们做了好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但是只要局部出现一点问题，哪怕是一个小问题，也会让坏人大做文章，我们要理论又感觉底气不足，所以必须要找到解释整个社会分工协作和资源分配的物资转化上的依据，也就是找到管理的初衷和着眼点，那就是为了让我们物资上更富有和精神上更快乐的科学技术上的支持，直到今天他们终于探索和总结全了组合并创新出新文化时代的新文化的所有基础理论，然后我得以有幸接受了完成组合和创新出新文化的历史任务，那就是中西科学技术整合后形成以中华科学技术为主体的新文化中的科学技术部分理论，也就是《三元物质相对论》、《物质论》、《整体物质哲学原理和解析》、《周易成书原理解析》、《中医学科学哲学概论》、《人生参考规划学》、《新文化》、《中华文艺复兴实施步骤（丁亥中华宣言）》、《和谐社会具体推行办法探讨》以及《论台湾同胞的出路》，这些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和谐理论、民生理论的科学上的可操作、可还原、可证伪的依据，也是启动中华文艺复兴的启动理论和迎来人类新文化时代的引渡理论。
具备了这些理论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教育、国家的规划建设说服亿万百姓使他们看清楚对自己负责任的社会管理行为到底是什么，从而将祸国殃民的人审之以法，使国际社会上也无话可说，将全
人类引向理性、
科学、和平和文明的新文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