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桩模子属吴语上海话，指无许可证设摊做生意的人。又指掮客、投机倒把、炒卖外汇、证券及贩卖外国香烟的人。该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上海有一种特殊的行业，叫“打桩模子”。按字面翻译，这是上海话“站在街头的人”的意思。打桩模子如同一个桩子伫立街头，他们从事倒卖月饼票、戏票、火车票、足球票、演唱会票，以及回收交通卡、商场现金卡，甚至还有回收购物发票的（这是某些商场承诺用发票计算点数奖励的缘故）。

“黄牛党”是上海人在替社会现象分类时最惯用的概念系统。于是，就有了一种叫“黄牛党”的称谓，用于描述一堆人在那里抢购物资或票券，有如“黄牛群之骚然”的现象。“黄牛”是上海滩的特色已有两个世纪的发展史了，昔日的“黄牛党”，所从事的是被过度分化的中介行为。就现象而言，它被定义为“恃气力或势力，采购物资及票务凭证后高价出售以图利”。他们在解放前倒黄金，在文革时倒诸如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各类票证。新世纪，“黄牛”行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开始倒大剧院戏票，倒热线火车票，直至倒世界第一的磁悬浮票。“黄牛党”的存在，从某个层面上直接导致了春运期间的“买票难”。但“黄牛党”的出现，是相关经济制度有漏洞的必然结果。

“黄牛党”有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比如，传统春运火车票市场上，官方希望购票者按先来后到获得数额远远不够的火车票，但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因而导致许多民众的宝贵时间资源被浪费在排队上。黄牛的出现，将火车票的实际价值以货币的形式重新量化，这符合市场规律，大量愿意以货币换取时间的消费者造成了黄牛党的出现。但是，物极必反，近几年黄牛党的过分猖獗，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仍以火车票为例，近几年我国春运运力大大增强，但是大量的车票被黄牛党以各种手段买走，使得许多排队的民众无法正常购买到车票，引发了民众的愤怒，故而官方加强了对黄牛党的打击力度。

打桩模子的雏形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是上海打桩模子迅速发展的年代，各种机会、各种信息都可以赚钱。开始是外汇券，后来直接倒卖外汇，主要是美元。“外汇有伐？外汇有伐？”那时候，南京东路华侨商店门口，这种“模子”多得很。香烟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都曾是打桩模子的倒卖对象。以后社会上什么热门，什么便是打桩模子热烈追逐的对象。万体馆香港明星演唱会、F1赛车、大剧院的经典剧目，票价经打桩模子倒一下，会涨到几倍至十几倍。“打桩模子”有这样的眼光，看准哪个票子会紧张，会有fans的追逐，他们便会提前大量收进，然后高价放出。他们专业从事这行，从中赚取差价，体现了上海人很精明的一面。

每年中秋节前，“打桩模子”十分活跃。那些每年中秋可以收到几十张、几百张月饼票的人，发愁这么多月饼吃下去，定会伤了脾胃。便隐匿了身份同打桩模子做起交易。每年春节前，代币购物券、商场现金卡都是打桩模子热衷的对象。据从事这行的人吹嘘，一个中秋季节，一个打桩模子可以赚到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他们中还有几等不同的模子，有的直接站在街头“打桩”的，还有专收“打桩模子”的。后一种直接同商家或厂家交易，因为他们早已同商家或厂家达成了默契，成为这种票子流通环节的必要部分。打桩模子真正成熟、形成专业，大概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上海“打桩模子”方兴未艾。“打桩模子”现象成了上海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有人说他们扰乱经济秩序，但是他们顽强地在社会经济大潮中分一杯羹。他们以上海人的精明在法律边缘和非主流社会生存，他们深知价值是通过流通来体现的，流通就会增值的道理。它同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社会经济生活在运行，“打桩模子”可能不会绝迹。

“打桩模子”又称黄牛党。黄牛党大多为下岗工人、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近几年也出现了黑社会化的现象，通过一些恶劣的不法手段谋求不法利益。

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叫打桩模子是因为待在外面无聊，两脚并拢，原地上下抖动，像打桩一样。

“黄牛党”、“黄牛”、“司法黄牛”等之造辞，它的起源或在于描述地下经济里一堆人在那里抢购物资或票券之场面，有如黄牛群之骚然，而后将它的中介意义突出，而用于称呼“司法黄牛”。但除了这种意义的“黄牛”外，“黄牛”一词还有另一种意义，那就是称人爽约也用“黄牛”。例如，当我们约了某人于某时某处见面，而对方却未赴约，这时即可说“他黄牛了”。这种意义的“黄牛”，乃是吴语方言的用法，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称：当人的“责任心差而不履行承诺”，皆可说是“黄牛”。汉语许多地区的方言语言里，都将未照预期方式完成的事称为“黄”。例如，打麻将打完一局，但却没有人胡牌，就说“这一圈黄了”；唱一出戏荒腔走板，即可以说“这出戏唱黄了”。爽约被称“黄牛”，倒是和这种意义的“黄”较为接近，但仍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