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_北京市朝阳区境内博物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北京市朝阳区境内博物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由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起，于2007年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创办的一家民间公益性博物馆，以能够真实纪录、反映打工生活的物品，共同纪录打工者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基本资料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经济建设飞速发展，这其中离不开亿万打工的兄弟姐妹们付出的劳动和贡献。通过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来纪录打工群体的文化和历史。与打工生活工作相关的各类物品（照片、信件、暂住证、就业证、工资单、欠条、劳动合同、工伤证明、生活用品、工作服、劳动工具、报纸、书籍、政策文件、打工文艺作品等），能够真实纪录、反映打工生活历史的物品共同纪录劳动者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创办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目的是希望：

一、通过广泛收集整理与打工群体相关的文化艺术作品及其他各类型物品及资料，建立打工文化历史资料档案库，以打工群体为立场和视角，真实纪录打工群体发展历程，见证打工群体历史变迁；

二、通过举办各类专题展及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面向全社会开展舆论倡导，宣传营造打工文化氛围,增加社会对打工群体的关注、理解、尊重与支持；

三、通过日常接待来访、举办各类打工文化历史研讨交流与培训等活动，使博物馆成为打工文化历史的教育研究及培训基地；

四、通过与相关专家学者、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及个人合作，开展打工群体文化历史。

馆藏文物

一号展品暂住证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农民流动到城市打工。头10年，主要是到乡镇企业打工，但是规模不大。1988年前后人数开始增加。到1992年之后，农民流动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为一股潮流。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之后，进入城市的农民就越来越多。暂住证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特色，而博物馆收到的第一件捐赠品就是暂住证，也是收到最多的物品。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工友之家”的发起人之一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

从最早办理一个暂时证需要180多元到后来降为5元，王德志的北京暂住证也有很大的变化：C本是初来乍到，B本则是混北京已经有一段日子。在北京混迹13年的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虽然如今逢年过节还是会查暂住证，但是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王已经不用担心走在大街上会被收容遣返了。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著的《看看他们》，这本记录了100个北京农民工的口述实录，其中关于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更显离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问题专家韩俊认为：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就业制度，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损害了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

三个户口本

孙恒把征集展品的消息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了“同心希望家园”的负责人马小朵。马小朵听了很激动，决定把自己的户口捐献出来。马小朵有过3本户口：老家江苏溧阳的农村户口、深圳城市户口和北京城市户口。为了得到这张北京户口，马小朵花了20年。1982年，16岁的马小朵高中毕业后，离开江苏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进京保姆大军总共有5万人，安徽无为来了3万，溧阳来了2万，都是乡下姑娘，主要到各级首长家当保姆。后来有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此为背景。而马小朵的经历和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极为相似，她到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我们作为第一批5万名小保姆走入北京，实际也是发出一个信号，从此带动了农民工大量开始进入城市。”马小朵说。

根据2007年“农民工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组”的调查表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而最初的动力，一是城市改革的深入对劳动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同时，贫穷的现实使得大批农民主动挣脱土地的束缚。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为深圳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300元的月薪，同时3年之后，公司帮她办理了一个深圳城市户口指标。“捏着那张户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奋斗了半天，就是为了摆脱一个农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乡。” 马小朵结婚了，1996年又回到了北京，但还是深圳户口，女儿虽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户口。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学的年龄，丈夫的单位论资“排队”，才有名额把自己和女儿的户口调进北京。这一折腾前后就花去了20年。此时，再面对那纸北京户口，马小朵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我不感到快乐，也没有归属感。我曾经非常向往城市的主流生活，一旦真正拥有了，发现那些东西不过如此。所以我又回到了打工者中间。”

打工者的新文化

孙恒说：“城市主流文化没有我们，又在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价值观。2亿农民工的生活前景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创造属于这个群体的新文化。” 乐施会的王英渝补充说：“提出所谓‘新文化’的概念，就是强调劳动的价值，重建这个群体的自我肯定和认同。” “工友之家”在皮村、楼辛庄、马格庄等开设了4家爱心二手货超市；在皮村主干道的路旁，不足10平米的爱心超市吸引了很多村里人。这些二手衣物和回收物品成色不错，关键是很便宜。

曾经梦想上春晚的王德志，现在是“工友之家”爱心超市的店长。他仍然在发挥自己的文艺专长。“写了好几段相声，还拍了一个DV。”这部叫《皮村》的DV短剧拍摄了包括村口修车师傅老王在内的有代表性的外来打工人，同样也被征集作为展出的“文物”。

根据规定，主管部门将对博物馆的资质进行审批，展室温度、展品数量都有明确的要求，而且，展品要有专家做出鉴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要求全部有5年以上的文博工作经验，馆长需要有大学以上学历。“幸好按规定还允许有一个筹备期，在这个期间可以开馆，我们会尽力想办法让它通过检查。”他想了想，“这个博物馆将来肯定是免费参观的，大不了可以把它建成村里的文化站。”

参观信息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所在的皮村一切仿佛都处在某种现代主义城市想象的反面：散漫、未经任何规划的建筑高低错落，坑洼不平的道路两旁连成一片的是作坊的门脸，墓地就紧挨在大街的旁边，这里的蓬勃和荒芜是一体两面，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杂交和边缘景象，仿似在挑衅着那些关于现代社会及秩序的规范性论述。很难想象，在这片被都市遗忘和抛弃的边缘地带，竟有一间“博物馆”存在，除非亲自穿过略显拥挤却井井有条的展厅，狭小而总是人气满满的放映室和图书馆；或在展场外面的帐篷剧社中坐下，观摩一出附近工友居民自己排演的戏剧。恐怕更难想象的是，这间仅百多平方的小院落，事实上在北京五、六环之间广大的城中村区域扮演了文化中心的关键角色，它还是全国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群建设的重要平台。

自2010年6月开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整个展厅被搬到马德里的索菲亚皇后美术馆，随后是柏林的世界文化宫，以及玻利维亚的国立美术馆和人类学与民俗学博物馆。而这一切的起点仅仅是几位打工者的自发组织。

追根溯源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孙恒是最主要的发起和策划者，这位1999年便踏上打工之路的前音乐教师，有着丰富的组织和动员经验，自2002年起，他同几个朋友组成了“新工人艺术团”，工作之余利用空闲时间到工地、工厂、社区给工人做义务演出。这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前身，到2008年博物馆正式开放时，孙恒等人已自发组建了打工艺术团、工友之家公益组织、工人子弟学校等机构，并在乐施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筹办了三届工人文化艺术节，编演了两部戏剧，出版了四张唱片，拍摄了两部纪录片。无论是电影放映、戏剧演出还是艺术节举办，位于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都是最重要的活动基地。在孙恒等人的设想当中，打工文化博物馆一方面的功能，是记录打工人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用实物、文字、档案等构筑起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另一重发声空间；另一方面，则扎根于皮村社区，服务于本地居民文化生活的直接诉求，并以凝聚社区认同和促进成员沟通作为一项工作重点。

如此，这间小小的博物馆以耐人寻味的方式混杂了来自各个层次的问题和讨论。它的创建，正是现代博物馆启蒙理想的体现，即通过展示活动带给参观者新的体认与经验，传播和营造打工群体的文化氛围，开展社会公众倡导以增加社会对打工群体的关注理解、尊重与支持。体现在展览设计上，是以展示和促进公众认知为主的普及导向，并有意向正规的公共博物馆的展陈方式看齐。虽是因陋就简，但展板、数据、图表、文献、实物等陈列一样不缺，在公众教育方面更仿照公共博物馆的工作方式建立博物馆通讯和工作坊等活动。事实上，条件和规模并不是打工文化博物馆区别于传统公共博物馆的前提，真正使它有别于其他机构的，是其完全自觉自发的自我组织实践，同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相反。而这一点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博物馆运动与实践的核心所在。

同时，中国特殊的现实语境和历史条件决定了打工博物馆亦需担负起为打工群体建立和描述身份认同的象征化功能。打工人群这一长期被边缘化的庞大群体，自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所面临主流话语的忽略和挤压，政府力量的控管和隔离，民间叙事的污名化和漠视，使他们迫切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和文化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张力。一方面，通过打工者自愿捐赠的照片、信件、证件、工资单、欠条、劳动合同、工伤证明、生活用品、工作服、劳动工具、报纸、书刊、政策文件、打工文艺作品的展陈，来质疑公众通过媒体等间接渠道获得的打工群体形象。另一方面，以打工者自己创作的戏剧、诗歌、音乐、影像，来争取自己的发声渠道，划清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话语、市场逻辑引导下的多元话语和“为农民工立言”的社会精英话语之间的界限。背后支撑的正是打工者建立群体认同和参与社会融合的强烈意识。

但更引人注意的打工博物馆在当地社区中自觉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功能。博物馆设置有公众阅览室、放映厅和剧场，被有意地建设为打工者文化创作的汇报和展示舞台。由、孙恒等活跃分子创作的《团结一心讨工钱》、《生命之歌》、《打工最光荣》等歌曲，会在这里经常性的演出，而附近的工友居民亦会积极响应。这些歌曲的mp3，都可以在公众阅览室里自由下载。博物馆结合当地资源，定期为社区打工家庭的儿童开办工作坊，引导和鼓励孩子们用图画和摄影的方式记录生活，更促发居民们对强制拆迁、户籍制度等社会现实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与认识。在孙恒看来，在中国两亿多人逐步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会造就大量类似于皮村的打工者聚居区域，他们在这里会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及组织，而皮村的尝试与探索正是团结群众争取社会资源、调动基层力量自我建设社区文化的先声。或许可以认为，皮村的打工博物馆正是新型 “社区博物馆”建设结合具体环境的初步尝试，从中可以窥见的是草根性力量不断凝聚的前景，基层社区自治的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灵活的实践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