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争准备与实施和战争指导方略的研究。军事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战略研究的目的是揭示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指导制定准备与实施战争的方针和策略，为夺取战争的胜利服务。按理论层次，分为战略基础理论研究和战略应用理论研究；按社会历史时期，分为古代战略研究、近代战略研究、现代战略研究；按作战性质，分为进攻战略研究和防御战略研究；按军种、兵种，分为陆军战略研究、海军战略研究、空军战略研究和战略导弹部队战略研究等。
战略研究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战略称为谋略、韬略、方略或兵略，研究活动及方法主要体现在兵学著述或文史典籍中。春秋战国时期，已达到较高水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孙子》着重研究了战争和战略的基本问题。在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战略研究也已开始，古罗马军事著作家S.J.弗龙蒂努斯分析战略上成功的战例，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撰写了《谋略》；拜占廷帝国一佚名作者假借皇帝莫里斯之名，于6～7世纪初写了训练高级将领用的教科书《将略》。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战略理论研究空前发展，通过总结战争经验来揭示战争规律等成为战略理论研究的主流，特别是拿破仑一世创造性的作战艺术实践，成为战略理论研究的重点。19世纪，众多军事理论家从不同角度探讨战略问题，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C.von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和A.H.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19世纪中叶，K.马克思、F.恩格斯总结历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深刻揭示战争的普遍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规律，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促进了战略理论研究的转折性发展。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局部战争实践，使战略研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战略研究涉及的范围日趋扩大，西方国家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提出“国家战略”“大战略”“全球战略”“国防战略”等概念，战略研究的学科体系不断丰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理论研究起步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红军初期作战经验的理论概括。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研究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奠定了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陆军第四军，实行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战争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战略性游击战成为战略研究的重点。毛泽东先后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使战略理论趋于成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由抗日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期间，毛泽东撰写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著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解决了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等问题，丰富了革命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略研究主要围绕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军队建设在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战略研究有新的发展，《战略学》等战略理论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理论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战略研究以全局性战争行动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研究和提出战略指导理论、运用原则和方法，为军队建设及其战略运用、准备与实施战争，提供理论指导。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战略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理论，战略指挥、战略协同与战略保障理论，军队建设与运用理论等。战略研究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把国家利益作为制定战略策略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发挥战略的实战与威慑的双重功能，重视筹划打赢战争和制止战争；注重军事安全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拓展战略空间，由陆、海、空向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发展；战略指导重点由全面战争转向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向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重视提高军事战略的有机构成，实现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技术密集型转变；重视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合作；重视高技术条件下的非线性、非接触、非对称作战；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对战争形态带来的重大影响。战略研究、战役研究、战术研究，三者从不同范围、不同层次反映战争指导规律，彼此联系密切，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融合成有机的整体。战略研究与军队指挥、军事训练、军制、军队政治工作和军事后勤等有关领域的研究有密切的联系，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又为战略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分。进入21世纪，国际战略格局的转折性变化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包括战略研究在内的整个军事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场由工业时代战争向信息时代战争转变的世界新军事革命正在到来。适应新军事革命的需要，揭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战争与战略理论，是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