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战斗力生成模式，是指人、武器和编制体制等基本要素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获取和发挥军队作战能力的标准样式、运行机制和一般方法。简而言之，战斗力生成模式是军队战斗力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转化的路径与方法的集合。当前发达国家军队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正加速由平台主导向信息主导转变。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胡主席在这里提出的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就是指从机械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模式向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胡锦涛强调，要坚持科技强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深入研究什么是战斗力生成模式，科技进步与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关系，以及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规律和途径，对于实现我军建设向信息化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斗力生成模式所描述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军事建设尤其是军事变革活动留下的客观轨迹。就全球范围而言，这个轨迹的一部分，是军事活动的决策者、参与者和实践者事先都清楚知道的，是他们所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和效果；另一部分，而且是相当一部分，是在战争与和平、经济与军事、主观与客观之间持续的互动中产生的，充满偶然性。

基本内涵： 以信息化为核心，依靠科技进步和军事变革，追求体系战斗力的最大化，获取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即最佳军事效益。这一转变不是孤立的，而是伴随生产力增长方式转变而发生、发展的，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实施军事转型，作战方式开始由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转变，正在加速全球信息栅格、导弹防御系统、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和“空海一体战”概念等研发，战斗力生成模式随之由平台主导向信息主导转变房明民。

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关键是创建信息结构力，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意志的表达方式和军队战斗力的建构方式。

信息主导是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这是对基于量的扩张和原有结构的简单复制的传统生成模式的扬弃和超越，是深化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内在要求。

战斗力生成模式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学和系统科学等诸多领域。这里，我们更多的是从军事学层面上讲的。

战斗力生成模式，主要取决于主导因素、指挥关系、作战方式、构建方法四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这四个领域也是四个子系统，是支撑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四个支点，形成战斗力生成模式的一般结构。主导要素处于最高层，指挥关系、作战方式、构建方法处于下一个层面，它们构成一个以主导要素为顶点，指挥关系、作战方式、构建方法形成的三角形为底的具有立体三角形特征的多面体，如图（1）所示。

值得指出的是，它们是一个大系统，主导要素贯穿于指挥关系、作战方式、构建方法三个子系统之中，统摄一切，决定着整个作战体系运动的“隐秩序”。

战斗力取决于人、武器以及人和武器的综合方式三个基本要素，是在敌我对抗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力量。

战斗力的层次性结构。从大方面来说，战斗力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能打什么仗，即遂行不同作战样式和任务的能力。二是同类作战能力，即特定作战样式下的能力大小。反映的是对抗双方在同一样式下作战时，能力水平上的差异。

战斗力的相对性原理。军队战斗力是绝对与相对的对立统一，也是历史与现实、单方与双方、建设与运用、静态与动态的对方统一。

战斗力生成是军队作战能力从无到有、从低级状态到高级状态的跃迁和质变过程。

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军应对军事形态演变的主体性选择。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如果我们还是按部就班搞建设、抓训练，就无法适应我军使命任务拓展的需要，就无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就无法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就会被时代淘汰出局。

加快转变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系统工程。我军加快转变的困难在于，正处在转型建设之中，武器装备多代并存，进口与研发相伴，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长期没有战争实践。其结果是，转变的动因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被动。转变还受到传统模式机制的束缚。如果这次转变还是转到大家习以为常的传统领域，那就违背了转变的本意。

转变，意味着要进入新的领域甚至未知的世界；转变，必然要面对许多我们不曾熟悉的新概念、新思想、新形式；转变，肯定会有很多一时搞不懂但最终被我们驯服的东西。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你读不懂一本书的时候，也许你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知识系统。全军官兵都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加速转变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改变我们的军语体系、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同时，敞开胸怀拥抱科技进步带来的新质战斗力，牢牢把握信息化军事变革大潮澎湃时闪现的战略机遇，加速推进我军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