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力生成是军队作战能力从无到有、从低级状态到高级状态的跃迁和质变过程。它包含了获取和发展两个方面，是二者的统一。

战斗力包含了获取和发展两个方面，是二者的统一。获取是指在现有的人、武器、体制编制等条件下，通过理论研究、军事训练、战争实践和战斗精神教育等途径，改善人与武器的结合而提高战斗力。发展是指通过扩大军队规模、改善武器装备质量、组建新型作战力量和改变部队组织形态等途径，以增加新质而提高战斗力。新质战斗力主要指战斗力的新形态，这是以新型武器装备、新型作战组织、新型作战方式、新型作战理论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实现的，而不是部队名称、作战力量称谓的简单更改。

战斗力是军事系统的一种“涌现”现象

自美国理论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1937年首次提出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以来，系统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一般系统论到自组织系统论再到复杂系统论的过程。相应地，其研究方法也经历了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的流变。

系统科学认为，军事系统是由人、武器和编制体制等基本要素构成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CGS）。

●之所以是开放的，是因为战斗力是战争双方在对抗中表现出来的相对力量，任何一方不仅都与环境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且还具有主动演变和进化的属性。

●说它复杂，是因为任何战斗力要素或作战单元都是“多体组合系统”，而且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CAS），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至于说巨系统，是因为系统的组分种类异常繁多，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存在层次性结构，战斗力源自于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和作战体系，在陆、海、空、天、信（息）、心（理）多维广域作战空间，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为中介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

按照复杂系统论的观点，战斗力的生成源于军事系统的整体涌现性。作战要素一旦通过某种途径聚合，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的作战单元、人机系统或作战体系，就会产生大于要素独立状态下的战斗力，即结构力，而且结构力的大小将随着要素性质、融合形式和系统结构的改变而出现非线性变化。

“涌现”的思想源远流长。柏拉图对作为“部分的总和”的整体与作为“来自于部分的实体，但与部分的总和不同”的整体，进行了严格区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命题，至今不断得到广泛验证。穆勒给出了“涌现”的三个判据，其中第三判据是：涌现特征不能由独立考察组分的行为中推导或预测出来。复杂系统论“圣菲”学派领军人物霍兰的命题是：“涌现——多来自少”。实际上，老子关于“有生于无”的思想，是对“涌现”现象最古老、最深刻的生成论表述。《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思是说，作为系统涌现性的万事万物的“有”，源于“道”这种“无”。“道生万物”的过程表明，整体的新质源于原本没有这种性质的部分。

从“涌现”原理可知，战斗力生成不仅要看要素的数量、质量和性质，而且还要看这些要素的分布、结构和相互关系。这是其一。

其二，一支军队能打什么仗和在特定样式下作战能力的大小，不能在作战要素独立状态下考察和度量，只要它们形成某种合理的结构，就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统效应。

其三，在冷兵器、热兵器时代，由于信号传递方式、距离和速度的限制，决定了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以及参战部队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即便到了机械化战争时代，也无法形成“强耦合”。因此，结构力往往被忽略，战斗力可近似看成是作战要素效能的线性叠加，数量规模的扩张和原有结构的复制在战斗力生成中占主导地位。但到了信息时代，随着信息平台的诞生和发展，这个局面就被彻底打破了。

体系作战能力关注的是战斗力要素性质与结构的优化，其核心是新质战斗力的生成，这就必然导致战斗力生成重心的转移。

转移之一：从关注数量规模到关注战斗力要素的性质和质量。

转移之二：从关注人机关系到关注作战系统之间的关系。

转移之三：从关注作战单元的结构到关注作战体系结构的优化。

转移之四：从关注传统军事力量建设到关注新型作战力量发展。

转移之五：从关注军队自身发展到关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