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于郎》讲述战国时期鲁国和齐国交战之事，文章表明任何原则和规范，一旦变成僵死的教条，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形式和空壳，它的约束也就变成了一种枷锁。只有规则同内容相结合，真正做到名实相符、表里相称，原则和规范才是有意义和生命力的。注重名实相符、表里相称，恰恰是儒家重要思想的体现。

规则也有灵活用时。

战于郎②。公叔禺人遇负杖（3）入保者息(4)。曰：“使之虽病也(5)，任之虽重也(6)，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则既言矣！”与其邻重汪踦往(7)，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踦(8)，问于仲尼(9)。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10)，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1）本节选自《檀弓下》。春秋时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和齐国在朗那个地方作战。

（2）郎：鲁国地名，在今山东鱼台县。

（3）公叔愚人：鲁昭公的儿子。负杖：把杖（扁担之类）放在颈上，双手扶着，等于现在的横挑。

（4）保：城堡，后来写作“堡”，小城。

（5）使：指徭役。之：指老百姓。病：劳苦

（6）任：负担，使动用法。任之，指使人民负担赋税。

（7）重：应为“童”。

（8）不把童子汪踦（qí）当殇看待。也就是鲁国对汪锜不想用儿童的丧礼，用成人的丧礼。殇(shāng)：这里指未成年而死者举行祭祀。

（9）仲尼：孔子的字。

（10）干戈：盾和矛，这里泛指武器。

（鲁国和齐国）在郎交战。公叔禺人遇到背着扁担的百姓入城内休息。公叔禺人说：“虽然徭役使百姓们很辛苦，赋税使他们的负担很沉重，但君子不能为国家谋划，士人不能为国家献身，这可不行，我敢于这样说，就应当做到！”于是他和相邻的少年汪踦上战场参战，两人都战死了。鲁国人不想用孩子的丧礼来为汪踦办丧事，便向孔子请教。孔子说：“他们能够拿起武器来捍卫国家，不用孩子的丧礼来安葬他们，不也是合理的吗？”

少年自告奋勇上战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体现了为国家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面对这种感人的特殊情况，有着严格等级规定的礼，可不可以被突破，可不可以以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先圣孔子回答的是可以。这表明，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原则上是不允许违背的，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不如此则无轨可循，就会乱套。但是，如果拘泥于成规，只注重形式，那么将把一些应享受某些礼遇的情形排除在外了。

《战于郎》出自《礼记》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又叫《小戴礼记》。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从来礼乐并称。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表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