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就在这长城上，13名从北平奔赴根据地的学生与护送他们的48名八路军被围。青年们在一场石块对机枪的无望的搏斗中倒下，只有一个护士生还。芦苇中隐藏着一支被冲散的担架队，能走的只有一位老军医和一位刚从文工团来的女孩。乱枪中，垂死的通讯员掏出一份命令：令九连沿长城西进。九连最后一名幸存者——排长已经负伤，却要执行那个残缺不全的命令。晨雾中，出现在“文工团”面前的是一排孩子，这些躲避在老乡家的机关人员的孩子和小战士来寻找部队。九连最后一名幸存者——排长已经负伤，却要执行那个残缺不全的命令。孩子们义不容辞地抬着他西进。刚刚逃生的女护士也走进了这个队伍。孩子中，参加过反扫荡的大孩子担当起指挥的责任。他们身上压着沉重的担架，睁着饥饿的眼睛，向着妈妈的方向爬着，爬着。为了大家的生存，“小号”去挖自己埋的地雷，他那“上学读书”的理想随着一声爆炸而消失；在死亡的威胁中，“文工团”思念着妈妈，但当看到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换得大家的生命时，她毫不犹豫地投出了唯一的手榴弹，在这世界下留下一声对妈妈的呼唤；“小草”的眼睛被鬼子的毒气弹熏瞎，她在极度饥饿中把最后半个窝头留给了伤员，自己在幻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护士¨睹着这些未成年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倒下，而双腿负重伤的排长仍坚持让孩子们抬着沿长城向西。
排长也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步。“沿长城向西”的命令从一个幸存者手中传到另一个幸存者手中，最后接过它的是一只未成年的小手，命令依然在执行。三个孩子接过了这个不是给他们的命令，抬起最后一名伤员向西走去。
1942年11月7日10时，长城线3号公路隧洞发生了一次震撼群山的爆炸，一个巨大的阴谋被粉碎。12个无名孩子的身躯筑入了古长城的砖石，筑入了人民大会堂的基座。他们的灵魂跨越了50年的时空，走上了亚运村的立交桥，走进明亮的电化教室。走上了宽阔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了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新生活。
冯小宁创作该片的初衷是由于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银幕缺乏英雄主义。崇尚英雄是青少年的天性，而当时的中国银幕上却多为蒙面匪或公子哥。所以，他决定拍一部表现小八路英雄精神的影片，让主人公与20世纪90年代的孩子交流，通过两个时代的撞击来呼唤纯洁的心灵和奉献精神。
该片的特色是在叙述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故事的过程中不时插入非现实的超时空情境，这种似现实又非现实的画面与故事中的过去年代的对应，使影片显得新颖独特。（《电影评介》评）
该片的某些战争场面虽然拍得过于粗糙，但是不能不承认影片对于战争性质的判断是明确无误的。这便使得对于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呼唤有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判断不只是理性思考的产物，其中还伴随着作者的真诚的情感态度。对敌我双方的鲜晴憎爱自不必说，在战士们内部，创作者的情感态度所传达出的倾向尤为动人。该片所进行的探索，比较引人注目之处是两个时空的交迭转换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构的张合变化。从总体上应当肯定导演采取的相对新颖的电影手段有益于影片内容的表达和主题的深化，也有助于调动观众的观赏兴味，形成新鲜的审美刺激。这些时空交迭的段落的有的构思比较完整，能调动观众的哲学思考；有的则从构思到处理均乏善可陈。（原中国影协电影艺术研究部主任
陈剑雨评）